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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江澤民的智囊團由哪些人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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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發表評論 2013年06月13日10:34 來源:和訊網  作者:羅伯特·庫恩

  文章摘自《江澤民傳》 作者:羅伯特·勞倫斯·庫恩 出版社: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1994年,消費者的恐慌和工人的不安加速了通貨膨脹,這成了江澤民要對付的主要問題。糧食短缺的謠言引發驚惶失措的搶購和瘋狂的囤積,使糧價一下子提高了50%。全國通貨膨脹率在經濟爆炸性的膨脹下高達22%,創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最糟糕的紀錄;受房地產建設的暴利驅動,城市的通貨膨脹甚至更厲害。生活困難的工人索求生活費,國家銀行被迫以“穩定團結貸款”為名貸給陷入困境的工廠,而且毫無收回的希望。江對銀行家們說這筆錢是“給工人們過年時包餃子吃”。

  “穩定團結貸款”為名貸給陷入困境的工廠,而且毫無收回的希望。江對銀行家們說這筆錢是“給工人們過年時包餃子吃”。

  “放開控制,價格就會上升,”經濟學家厲以寧解釋說,“計劃經濟體制下就是這樣。就像把一個球按在水裏,一松手,球就會馬上浮起來。”江澤民訪問了北京市和山西省的農貿市場。“老百姓開門7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江說,“小小的‘菜籃子關系到社會的穩定。而改革和發展又離不開穩定。”在一個肉攤,江問了價格,然後又懷疑地問道:“是不是因為我們今天來才臨時降了點價?”

  “要保持價格穩定,我們就必須非常重視農業這一塊,”江在天津視察一處農貿市場時說,“在大城市周圍要建立蔬菜生產中心和大型養豬場。要增加農業投資在整個投資中的比重。”

  副總理朱镕基制定了一系列緊縮措施,政府開始實施嚴格的信貸和固定資產投資限制。春天,江開始巡視全國,告誡地方官員必須把“國家整體利益”放在地方利益之上。

  盡管這一措施初見成效,然而財政困難的國有企業卻苦不堪言。當江澤民聽說像許多國有企業一樣,上海益民食品廠因照顧退休職工等包袱過重而瀕臨破產時,心裏很痛苦,那可是他大學畢業後的第一個工作單位。在這件事情上,江不想讓市場按自然規律發展。於是,他要求上海市委書記吳邦國采取“積極措施給予幫助”。江說:“你絕不能讓它倒閉。”

  但是江澤民相信鄧是對的:發展中國經濟的道路不是走回頭路,而是更加著力於改革。他主張進一步放開價格,取消定額,實施新的稅收和銀行政策。他的目標是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他的經濟方案針對三個問題:我們的發展能有多快?我們能承擔(或容忍)結果嗎?能給人民帶來利益嗎?

  《解放軍報》刊登一條消息,報道了江澤民承諾要把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建成“維護社會穩定”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談到他們所進行的防暴訓練時,江澤民說,“我們應當具備這種能力,尤其是在大城市裏……”

  “經濟建設,沒有穩定團結的社會環境是不行的,”他繼續說,“必須時刻警惕某些滲透進我國搞顛覆活動的外國勢力。必須把任何危及社會穩定的跡象消滅在萌芽中。這是人民武裝警察的職責。”

  江一心關註著軍隊的要求。他授予19名解放軍高級軍官上將軍銜,包括中南海警衛部隊的指揮官。他以自己特有的精力,與軍隊各級指戰員保持接觸。實際上,每次當他到下面的省市視察時,他總要抽時間走訪當地的駐軍。他會在那裏接見高級軍官並與普通士兵拉家常。他走訪軍營和醫院,了解衣食供應情況。視察軍事基地的食堂幾乎成了江的慣例,下令給解放軍每人每天的夥食費增加1元。他還把部隊的薪餉調高到超出同級地方幹部的20%,因為他知道地方幹部容易掙到外快。在視察軍隊時,江總是穿著橄欖綠的毛裝。他不像毛或鄧是軍隊出身,所以他要是穿上解放軍的軍裝可能會顯得過分自炫。而另一方面,他如果穿西裝打領帶又會顯得太西化,從而與他想要交往的軍隊官兵顯得有點格格不入。這些活動總會有軍隊刊物進行報道,通常也會成為全國性的新聞。

  國防大學是中國的最高軍事學府,每年到此視察三四次是江優先考慮的事情。江喜歡給學員們上課,和高級軍官聊天,以及和教員們一起用餐。他盡可能多地參加解放軍的活動,不管是像軍官晉升這樣的正式儀式,還是像音樂會和義演這樣的社會活動。在空閑時間,江學習一切可以學習的軍務。他並不滿足於讀簡報,而是喜歡閱讀重要軍事文件的全文,品味技術細節。20世紀90年代初期,他花在閱讀軍事文件上的工夫可能比花在讀黨內文件上的還要多。

  8月,江得到來自軍隊的堅決擁戴。中央軍委副主席張震上將在黨刊《求是》上發表了一篇文章,盛贊江“非常重視繼承和發揚軍隊的優良傳統”,並把江尊為毛和鄧當之無愧的接班人。這一擁江的表態意義重大,因為張在高級將領中關系最廣,威望最高。

  當“天安門事件”5周年臨近之際,江提出了一個有爭議的觀點:“壞事變成了好事。”他說:“結果使我們改革開放的步子邁得更穩,更好,甚至更快。”國外媒體批評江似乎要把使用武力合理化。然而,10年之後,許多知識分子和商界人士,甚至參加過1989年示威的那些人,不管多不情願,也不得不承認江所說的是事實。政治穩定確實加速了經濟復蘇。

  江澤民還尖銳地指出,克林頓的中國政策就是企圖把中國變成西方的“附庸”。這是異乎尋常嚴厲的定性。但是,這樣說有助於他對自己人提出不留情面的批評,並向黨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提出一個堅定的告誡。他說,只有兩種危險會導致亡黨,那就是如果中國的經濟不能保持良好的發展勢頭,或者是如果腐敗繼續蔓延。

  為實現經濟均衡發展,黨決定讓國內最富裕的地區支援最貧窮的地區。江懷著這一目的視察了廣東和福建,這兩個省是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區之一。在視察福建的時候,他再次強調了國有企業是“國民經濟的支柱”,接著又辯解似地加了一句:“在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它們仍然發揮著帶頭作用。”他指責那些主張加速私有化的人,繼續說道:“我們不應該對國有企業失去信心,把它們看成是國家的負擔。”

  1994年夏天的某一時刻,根據英國外交部的小道消息,江澤民曾“大發脾氣”,原因是改善中英關系的努力遭到挫折。問題出在香港。港島的回歸規則早就已經定得清清楚楚,但在距香港回歸只剩3年的時候,據江說,英國卻想改變其政治架構。英國自己在香港實施了150多年的帝國主義統治後,竟突然對香港實現民主表示出興趣,這看起來是多麽偽善。

  在與來訪的美國國務卿華倫·克裏斯托弗討論中美關系時,江澤民用了一句俗語:“一口吃不成個大胖子。”《遠東經濟評論》試圖如此解讀這句意義深奧的話:“是呼籲從目前的最低點一步步改善中美關系,還是以蔑視的態度把美國在世界舞臺上區區的200年歷史,跟中國悠久的四五千年歷史作一比較?”

  為了在面臨挑戰的時刻有人輔佐,江主席有一個由能力超群且富有獻身精神的專業人士組成的“智囊團”。他的主要政治顧問是中央辦公廳主任曾慶紅,他的主要私人助手是他長期的秘書、被任命為中央軍事委員會辦公廳副主任的賈廷安。辦公廳是中國管理體制中的神經中樞,控制著日常事務,負責聯絡,處理文件,召集會議,委托研究,提出政策建議,以及向下屬機構傳達指示。現在江有兩個得力助手進入了軍政的信息流通中心和活動指揮中心,這兩個中國最有權力的機構。

  曾培炎,江長期以來的同仁,專註於國內政策,主持黨的財經領導小組的工作。曾培炎個子很高,表情嚴肅,頗有知識分子風度,同時具備商人的敏銳和學者的嚴密。他強調分析要嚴謹,政策要有持續性。他作報告總是胸有成竹,引用大段的數據,陳述結構清晰,結論合情合理。盡管他與曾慶紅沒有親戚關系,但兩人經常被合稱為“江的二曾”。

  還有一個人是由喜貴,負責江的個人安全。由喜貴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一直在北京工作。他喜愛穿軍裝,有一張猶如斧劈刀削般的粗獷面龐,是一個雷厲風行的人。

  江的講話撰稿人和從事研究工作的主要助手是滕文生,一個在黨的意識形態和思想領域有著廣闊背景的知識分子。

  9月,江澤民對俄羅斯、烏克蘭和法國作國事訪問,此行主要是為增進友誼。他簽署了各種各樣的互不侵犯條約和貿易協定。在俄羅斯,他與鮑裏斯·葉利欽總統舉行的峰會在兩個大國之間“正式確立了建設性合作夥伴關系”,這意味著他們同意不相互制約,建立僅次於雙邊同盟的關系。雙方同意互不將核導彈瞄準對方,采取不首先發動核打擊的政策,解決惱人的邊境爭端,這些都象征著雙方正在建立互信。

  在俄羅斯,江訪問了托爾斯泰的故居,在那裏他對這位偉大作家的名著作了即席的文學分析,這讓俄羅斯導遊大為驚訝。他還參觀了宇航控制中心,與飛行中的空間站宇航員交談。江稱贊他們在自動操作失敗後,使用應急手工操作方法成功地使補給船與太空艙對接。

  在法國,江有機會討論他對民主的看法。“外界對中國有很深的誤解,”他對法國社會黨第一書記說道,“他們認為中國不想實行民主。事實上,中國人民為了爭取國家獨立、保護人民的基本權利和實現民主,奮鬥了100多年……根本就不存在一種固定的民主模式,也不可能有這樣的東西。今天,中國實行政治改革,就是要建立和完善一種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

  或許江此次出訪最引人註目之處是他夫人王冶坪的隨行。這是她第一次陪同江參加高規格的出訪活動,在共產黨中國的歷史上,這也是國家最高領導人第二次帶夫人出國進行正式國事訪問。

  當時,王冶坪被香港的一份刊物描述為“內向、仁慈、善良、熱情”。文章介紹說,王天性好靜,“她做事情執著認真,不好聲張,過著平淡的生活,衣著樸素,不用化妝品”。和她喜歡交際的丈夫正相反,她喜歡“平靜的日子”。她與各條科技戰線的老朋友、老同事都保持著聯系,並且利用這些聯系,使江了解到國內外高科技的最新發展動態。

  “老有所為”是王冶坪的座右銘之一,盡管頸椎病給她帶來痛苦,並妨礙了她的日常活動。她認為陪同丈夫是一種“負擔”,因為她說她有點“力不從心”。她從來不喜歡“成為人們關註的焦點”。她說,成為一個公眾人物不符合她的個性。

  對她來說不幸的是,中國外交部已開始認識到向國際媒體展現國家領導人正面形象的重要性。其中可以使中國的形象人性化的一個方式,就是領導人帶夫人出訪。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是第一個帶夫人(賴莎)出國訪問的蘇聯領導人,她的優雅風度使世界改變了對改革中的蘇聯的印象。

  在中國,李鵬總理出國訪問時總要帶上他的夫人朱琳,這提高了李的外交家形象。在電力部門搞管理的朱琳透露說:“李鵬沒有一丁點大男子主義。不管是當普通幹部,還是部長,甚至在當了總理之後,只要有空,他都會幫忙做家務。”

  當江的飛機降落在莫斯科機場,抵達歐洲之行的第一站時,他對他妻子將如何應對亂哄哄的大批記者的擔心,可能超過了他對在邊界和核武器問題上如何與俄方打交道的擔心。

  在俄羅斯、烏克蘭和法國的10天時間裏,王冶坪扮演了中國第一夫人的角色,儀態端莊,泰然自若。雖然她對這些完全不感興趣,她成功地扮演了這個角色。盡管有身體上的病痛和心理上的不適應在巴黎的國宴上,她忍受病痛長達3個多小時但她勇敢地時刻伴隨在江的身邊。她的丈夫感到高興,不僅是為了中國的形象,而且他真的喜歡見到多年來與他患難與共的妻子在國際舞臺上受到應有的尊重。

  隨著1994年的這次訪問,黨的媒體政策也發生了一些變化。黨的一項內部指示要求中國的新聞機構“適度地報道江澤民同誌夫人在國外訪問時的有關活動”。過去,新聞媒體總是避免觸及高級領導人的個人生活。

  1994年9月下旬召開的黨中央全會著眼於“黨的建設”,作出改革幹部提拔制度的決定,包括使用民主選舉的方法等。全會召開之際正是人們討論從鄧小平到江澤民的交接之時。雖然沒有正式的文件,鄧已經指示家人、工作人員和助手,他不再積極參與政治。6周後,11月11日,他告知身邊的人說他不再參與政治問題的討論和決策工作了。他告誡說領導人決策時必須謹慎行事,他擔心自己年紀大了會犯錯誤。鄧小平說,現在是讓以江澤民為核心的新一代領導為中國擔起全部責任的時候了。

  10月1日,中國國慶節那天的下午,鄧小平乘車來到北京釣魚臺國賓館,人們把他扶下車,又把他攙到一張輪椅上坐下。他曾在2月作了最後一次公開露面,那是在上海為一座橋梁題字時,當時已能明顯看出他的老態。從此他就再也沒有參加過任何正式活動。那天晚上,他設宴款待一批退休的黨的領導人。這是90歲高齡的鄧第一次坐在輪椅上與同事們見面。公開發表的鄧的最後一張照片是他在觀看國慶焰火。盡管照片上的鄧顯得遲鈍而老邁,但是他對同事們的談話卻是清晰而富有遠見的。

  鄧小平委托出席晚宴的薄一波(中國的“長壽元老”之一)代為宣讀他的致詞。“有個我一直在考慮怎麽才能解決的難題,”鄧告訴薄,“在黨內以及在國內外,我個人的作用和影響被認為是特別巨大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這不是一件好事。有一天如果我真的死了,這可能會給黨和國家造成動蕩。我希望在很短的一段時間裏,中央和省一級領導班子能統一思想,下定決心,緊密團結在以江澤民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

  薄一波在《人民日報》撰文稱,從鄧到江的過渡與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確立毛澤東為第一代領導人,以及1978年改革開始時確認鄧小平為第二代領導人有著同樣重要的歷史意義。“我們必須擁護江澤民作為唯一的核心。”薄寫道。

  這段時間前後,江把上海市委書記吳邦國調到北京,擔任負責日常黨務並擁有廣泛權力的書記處的書記。這樣,吳將協助胡錦濤處理黨務工作。敏銳的觀察家們指出,1992年已進入政治局的53歲的吳和政治局常委胡錦濤及政治局候補委員溫家寶,將成為新一代的領導人。吳邦國和胡錦濤都曾就讀於清華大學,又是同年入黨。據說他們彼此十分熟悉,“懷有共同的理想”,並遵循同樣的路線。

  與此同時,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起就同江澤民一起工作的上海市市長、新上任的市委書記黃菊,進入了由21名委員組成的政治局。

  11月,江主席飛往印度尼西亞第二次參加亞太經合組織峰會,他也將第二次與克林頓總統會晤。雅加達的氣氛顯然要比在西雅圖時輕松得多,兩位領導人討論了廣泛的議題,包括人權、北京向巴基斯坦和所謂“無賴國家”轉讓導彈和核技術問題以及朝鮮的核開發。

  克林頓提出:“在人權問題上取得更大進展對於進一步發展我們兩國的全面關系是十分重要的。”江回答說,中國正在社會內部擴大人權,但是不以犧牲穩定為代價,穩定始終是中國最優先考慮的問題。他強調,在處理包括人權在內的任何問題時,中國的主權都不容侵犯。

  克林頓承認各國間存在著文化上的差異,但是他說他將“毫不愧悔”地追求自己的目標,努力影響亞洲國家的人權政策。“任何一個地方的人民都渴望受到尊重,發表自己的意見,在選擇領導人時擁有發言權,”出發前他在喬治敦大學發表演講說:“我並不認為我們必須在增加貿易與促進人權及開放的社會之間作出選擇。”

  至於中國方面,江澤民提出了在中美之間建立新型建設性關系的五項原則:要有長遠觀點;維持友好的同時相互尊重各自的國情;充分利用各自經濟的優勢;在國際事務中進行合作;增進高層接觸。這些原則都很寬泛,並不具體(如此往往易於達成協議),江再度重申了改善雙邊關系的16字方針。

  盡管工作繁忙,江還是會抽空過問他一生熱愛的科學事業。1994年晚些時候,在天津視察時,江中斷了原定行程訪問了南開大學,因為他想了解一下基礎物理研究中的某個領域。一位教授送給他幾篇學術論文後問他:“您這麽忙,會有時間閱讀這些材料嗎?”江回答說:“會的。這既是我的工作,也是我個人的興趣所在。現代科學發展得這麽快,我必須加強學習以跟上形勢。”

  隨後,江信步來到圖書館並和中文系的學生進行了交談。他當眾背誦了王勃的《滕王閣序》和蘇軾的《中秋見月和子由》,令學生們嘆服。當江和大家告別時,他對學生說:“我很羨慕你們有這麽漂亮的學校。我真希望能到這兒來學習。”

  “江主席所受的理科訓練和多年當工程師的經歷使他的邏輯思維特別好。”趙啟正說道。趙是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上海時起,他就在江澤民身邊工作。

  “他還通曉許多學科。我學的是核物理。在其他人面前談論科學時,我很有自信,但在江主席面前我得十分小心。”

  12月,江澤民決定讓政治局委員聽法律講座,特別是有關國際貿易和中國申請加入世貿組織方面的法律問題。演講者是上海的著名教授曹建明。對中國領導人來說這像是上法學院的第一天(也只有在這裏,教授會比學生更緊張)。安排課程的是曾慶紅,他陪同曹來到江主席的正式會議室,那裏鋪著紅地毯,是傳說中為全國制定政策的中心。他們繞過配有32張座椅的、巨大的橢圓形會議桌時,曾慶紅鼓勵曹建明說:“隨便講,大膽講,告訴我們你的真實想法。你就把我們當作你的學生。”

  首先發言的是江澤民,他先介紹了曹建明,然後發布了堅定的指示:每個人都必須懂法,相信法,守法和依法治國。曹作了熱烈而精彩的演講,講解理論和法規時穿插了真實的案例。他沒有回避中國的問題。他說,大規模地竊取知識產權不僅使外國公司十分憤怒,而且還傷害了中國人的創造性。他又解釋說,過高的關稅促成走私活動的猖獗。講到這一點時,江插話問道:“外經貿部的領導來了嗎?”看到有一人舉手,江說:“你應該仔細聽,好好學習這些觀念。”

  講座結束後,疲憊的曹花了一點時間收拾他的書和物品。直到江的一個助手悄悄告訴他:“主席在等你。”他這時才註意到江一直耐心地站在門口。“謝謝你,教授,”江說,“今天我們向你學了很多,你讓我們大家受到了啟發。”

  12月底,江澤民集中精力抓文化工作。他說,弘揚中國的民族藝術對於教育廣大人民群眾,尤其是青少年以及激發民族精神都是很重要的。他呼籲設立更好的藝術學校和高等學府,更多地關心民間藝術,改善藝術家的生活條件。他還贊美了傳統的中國藝術形式。12月20日,為期1個月的京劇藝術節在北京開幕,江澤民也是觀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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