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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榮桓與粟裕一起辭帥結果為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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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5-11 00:30:00 來源:海外網 

粟裕(資料圖)
粟裕(資料圖)

  得知中央準備授予元帥軍銜後,被毛澤東稱贊“是個老實人”的羅榮桓深感不安,他再次表現了一個純粹共產黨人的高風亮節,立即給毛澤東寫信,說自己參加革命較晚,請求不要授給他這樣高的軍銜。

  羅榮桓的請求無疑是誠心誠意的,但他的授銜與否,顯然已不是個人的榮譽與待遇問題,而是代表了秋收起義以及全軍的政工隊伍,因此這一請求也就未被毛澤東批準。

  北京碧波蕩漾的什剎海旁邊,有一個被分隔開來的普通四合院,院裏住著兩戶人家,前面的男主人是羅榮桓,後院則是粟裕。

  兩家比鄰而居,和睦相處。兩位男主人辭世後,家人依然平靜地住在此處,一晃就是半個多世紀。

  這當然不是普通的人家,也不是房管部門隨意的安排。羅榮桓搬進來的時候,職務是總政治部主任,粟裕住過來的時候,則是總參謀部副總參謀長,不久又被毛澤東任命為總參謀長。

  這兩個湖南老鄉,一文一武,雖很少一起共事,打天下的時期,“紅軍隊裏每相違”,大多分處不同的戰略區,並不很相知,卻因後半生做了遠親不如的近鄰,成為人生難得的有緣人。

  其實,兩人有緣的還遠不只半輩子鄰居,他們的經歷與資歷也大體相當,可謂半斤八兩,難分伯仲。

  粟裕1907年8月生於湘西的會同,羅榮桓則於1902年11月生於湖南東南部的衡東,一東一西,遠隔千裏,兩人相差五歲。

  一般而言,年齡稍大,往往意味著更容易積累資歷,但對粟裕來說,羅榮桓似乎是個例外。

  1923年,二十一歲的羅榮桓開始了“造反”經歷,在長沙參加反日、抵制日貨活動。

  這年,粟裕十六歲,剛念高等小學,可謂“乳臭未幹”,卻也“人小鬼大”,在會同參加罷課,抗議軍閥欺壓老百姓(603883,股吧)。

  此後兩年,羅榮桓與粟裕分別在青島大學、常德二師念書,不過聖賢書倒沒讀進去多少,大部分時間在搞第二職業:參加學潮,反帝愛國。

  1926年,羅榮桓收拾好行李,走出了校園,但“畢業即失業”,只得回到老家衡東,當了一個愁悶的待業青年。官逼民反,他很快參加了農民運動,和農民兄弟們打成一片。

  粟裕還是做他的學潮活躍分子,支援北伐,聲援工農運動,忙得不亦樂乎。這年11月,他還領先羅榮桓一步(七個月),加入了共青團。

  1927年,是中國歷史上不平常的一年,從達官貴人到販夫走卒,似乎人人要過一道坎,或平步青雲,或身首異處,抑或碌碌無為。

  粟裕與羅榮桓都把握了人生的機遇,迎來了一個鐵與血的時代。

  這年,中共相繼發動三次大起義,創建自己的武裝。他們兩人都加入了中共,分別參加了最早的兩大起義:南昌起義與秋收起義。

  羅榮桓比粟裕更幸運的是,他參加的秋收起義,盡管晚於南昌起義一個月,但因為是“毛主席親自來領導”,對羅榮桓而言,有著非同一般的意義。

  這是羅榮桓後來深受毛澤東信任與不斷提拔以及代表秋收起義“山頭”,最後授銜元帥的重要原因之一。

  “激流歸大海。”1928年,粟裕與羅榮桓殊途同歸,分別跟隨朱德、毛澤東相聚在井岡山。

  這年4月,羅榮桓上了一個臺階,做了工農革命軍(紅四軍)三十一團的營黨代表。粟裕還在原地踏步,不過轉行做了軍事主官,成為紅四軍二十八團的連長。

  1929年,紅四軍先後召開了兩次著名的代表大會:七大與九大。毛澤東遇到了人生的第一次起伏,不過有驚無險,部隊最高指揮官——前委書記一職先失而復得。這兩次大會粟裕都參加了,耳聞目睹了這一戲劇性變化的全過程。羅榮桓則只參加了後面的紅四軍九大。

  兩人這一年又開始平級,成為團級幹部,而且“專業”也一樣,粟裕重新撿起了政工的老本行,做了紅四軍二支隊政委,羅榮桓則是九支隊政委。

  不過,因為是秋收起義的老人馬,毛澤東重新成為前委書記後,吸取紅四軍七大自己的票數不多,前委書記選舉中慘痛落馬的教訓,推薦羅榮桓做了紅四軍前委委員,比粟裕多了一個頭銜。

  這雖然似乎是虛職,卻無疑是一種重要的資歷積累。1930年,兩人又進了一大步。

  羅榮桓的跨度要大一些,先是做了二縱隊黨代表(師級),因為毛澤東、朱德上了一個臺階,成為紅一軍團的軍政最高首長,原來的紅四軍就交給了羅榮桓、林彪這一文一武打理,因此羅榮桓很快接替毛澤東在紅四軍的職務——政治委員(即黨代表)、軍委書記,成了軍級幹部。

  粟裕的速度也不算慢,緊緊跟了上來。到年底的時候,做了紅十二軍六十五師師長,不久,又改任六十四師師長。

  這一年,他二十三歲,正是當代青年在大學校園卿卿我我,懵懵懂懂,或者在校外四處投遞簡歷,為一張飯碗奔波勞碌,乃至淚眼婆娑的年紀。

  一年過後,兩人還是老樣子,但也有不大的變化。

  羅榮桓的軍委書記一職被林彪接了過去,成為二把手。粟裕則轉任紅四軍參謀長,做了三把手。

  兩人開始在一個鍋裏吃飯,有了一段短時間的共事。後來的鄰居緣分,大概從這裏就開始結下了。

  1932年,兩人依然保持原來的級別,不曾“進步”,具體職務則有些異動。

  羅榮桓經已躍居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的毛澤東提議,擔任了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粟裕則在年底成為該軍團教導師政委。

  以後的兩年,毛澤東開始第二次倒黴,隨著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禦駕親征”,來到江西,他被徹底晾了起來,排斥在紅軍的領導之外。

  深受毛澤東信任的羅榮桓自然也遭到牽連,被調離了主力紅軍,到地方上的江西軍區做政治部主任,很快又改任總政治部巡視員等閑職,在長征出發前才重返主力部隊,當了紅八軍團政治部主任(因該軍減員被撤銷,羅榮桓不久又回到巡視員的崗位)。

  粟裕倒未受到多大影響,相繼成為紅七軍團、紅十軍團參謀長,再次與羅榮桓平級。

  1935年後,因為一個跟隨毛澤東萬裏長征,一個留在南方叢林“自生自滅”,兩人開始有了較長時間的差距。

  隨著毛澤東東山再起,羅榮桓很快被任命為紅一軍團政治部副主任,開始從閑職重新起步。到兩年後的1937年7月,他又被重新任命為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

  粟裕的官運則開始卡殼了。因為不曾跟隨主力紅軍長征,長期遠離中央,音訊不通,生死有命,職務自然也就停滯不前。

  紅十軍團失敗,番號自行消亡後,粟裕這個軍團參謀長自然也就自動解職了。他將余部組成了一個挺進師,重新做了師長,一幹就是三年。

  當然,這時候的中國,兵荒馬亂,有槍就是草頭王,七八桿槍就敢自稱司令的不少。如果粟裕將番號誇大一點,自封個軍長、司令,也未嘗不可。估計後來毛澤東或許也只得來個“追認”。

  當年賀龍在湘鄂西,幾起幾落,常常是八九十個人就扯起一個軍的旗號,人數雖少,他這個軍長級別可不低。

  但世殊事異,賀龍可以這樣做,粟裕則不能。

(責任編輯:HB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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