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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政治家杜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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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19 08:58:25 來源:《財經》 

  □ 《財經》(博客,微博)特約撰稿人 黃艾禾/文

  1979年,“文革”結束後的第三年,杜潤生復出,就任剛剛成立的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同時兼理中共中央委托的農村工作重任,指導各省農委和中央相關部門的工作。當時,國家農委的主任是王任重,副主任還有張平化、張秀山,後來又增加了李瑞山和何康。

  那一年,杜潤生66歲,離開農口已經23年了。

  為什麽會再次被請回農口?杜潤生晚年在他的《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一書中寫道:“我想可能是毛逝世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要加強農業,糾正過去‘左’的東西。新任命的農委主任王任重曾和我在中南地區一起工作過,相處關系較好,對我的印象不外是熟悉農村情況,敢於替農民講話。1955年,我犯‘右傾’錯誤,當時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批評我說:農民觀念數你強,了解情況材料數你多,就是政治上弱,看不清大方向。現在風向在變,也許因此而調我到新成立的農委工作。”

  這短短100多字,包含了太多內容。

  重回農口

  杜潤生在1955年離開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之前,任中央農工部秘書長兼國務院農林辦公室副主任,在鄧子恢的領導下工作。

  1955年,毛澤東與中央農工部部長鄧子恢在農村發展合作化的速度上發生分歧,毛提出一年內可以發展到130萬個合作社,而鄧子恢認為以當時65萬個的規模,一下子翻一番太快了,還是按原來的計劃100萬個為好。此前毛已經尖銳地批評鄧子恢和中央農工部“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裏走路”。在同年10月中共的七屆六中全會上,鄧子恢與杜潤生受到了黨內的一致批判,盡管他們竭力檢討,杜潤生還是被撤銷了職務。鄧子恢雖然沒被撤職,但也從此受到冷遇。

  七屆六中全會後,農村合作化運動在全國勢如破竹,到1956年12月,除西藏等少數牧區外,全國農民都加入了合作社,原本從1953年起15年的計劃,3年就完成了。

  被撤職的杜潤生,原來是準備“發配”到海南的,但當時的中組部長安子文一句話留下了他。杜潤生的一位摯友,原江蘇省委農工部長吳回憶:“安子文提出來要建科學院,需要人,杜潤生不管怎麽樣,他是大學生(指杜的北平師範大學文史系學歷),叫他到科學院去做秘書長。”

  杜潤生在中國科學院工作了十年,歷任副秘書長、秘書長,兼院黨組副書記,到1966年被打倒,又被停職批鬥了十余年。

  這期間,杜潤生始終沒有忘記中國的農村。他在《自述》中寫道:“我雖然到了中國科學院,但始終關註著農業和農村問題。我是因犯了錯誤被調動的,既然有錯,就應該重新學習。因此心裏對農村問題總是‘念念不忘’,一面自我檢查,一面作為旁觀者,不斷反思,向歷史實踐尋找答案,渴望水落石出,看出究竟。”

  杜潤生看到的是怎樣的“究竟”?

  1956年以後,中國農村的包產到戶暗流從未止息,幾乎每次都是由災荒引發。雖然包產到戶的增產效果奇好,但每一次都會受到打壓,支持它的領導幹部也大多被撤職,甚至坐牢。

  1961年,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主持了“責任田”的試點和推廣,結果在1962年1月的中共中央7000人大會上,“責任田”被定義為“有方向錯誤”,曾希聖被撤職,支持他的鄧子恢在8月份北戴河會議上亦遭受批判,被撤職,第二年連中央農工部也撤銷了。

  所以,1979年初到農委工作的杜潤生,被一些關心他的朋友好言相勸:接受鄧子恢的教訓,不要搞包產到戶。

  而另一方面,杜潤生也看得很清楚,“集體經濟是一個低效益的經濟”。1971年時中國的城市職工已突破5000萬,糧食市場供應日趨緊張。農民生產出的糧食,城市居民只能定量分配供應。在農村,也只能“簡單再生產勉強維持社員生存需要”。全國貧困地區的人口擴大到2.5億人,他們溫飽都成問題,吃糧靠國家,生產靠貸款,生活靠救濟。1978年時,全國的糧食產量為3.05億噸,農民人均年收入只有134元。

  所以,1979年時,杜潤生也聽到了另一些朋友的說法:包產到戶勢在必行,只是個時機問題。他在《自述》中回憶道:“看來,在包產到戶問題上的爭論,是難以回避的了。”

  那麽,1979年時的中國農村,包產到戶發展到了什麽地步?

  1978年,安徽遭遇百年未遇的大旱,眼看農民將無糧可吃,當年9月,時任省委第一書記的萬裏拍板推出“借地渡荒”方案,即將集體無法耕種的土地借給農民種麥子。安徽肥西縣山南區傳達省委精神時決定得寸進尺,幹脆把全部土地拿來實行“責任田”制度。到了這一年冬天,鳳陽縣小崗村的18戶農民暗中搞起了後來名留青史的“大包幹”,他們托付了自己的妻小,在“生死狀”上按下了手印。30年後,他們的這個舉動被譽為“打響了中國農村改革的第一槍”。

  並非小崗村打響了“第一槍”,農村改革就順理成章可以鋪開了。1979年,在中共黨內領導層中,大多數人還是反對包產到戶的。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撥亂反正的偉大歷史轉折,其總的精神是提倡思想解放,但在決議中還是有一個禁區:“不許包產到戶”。

  就是在這樣一種歷史背景下,杜潤生重新開始他的農村工作,用他的一位老部下也是他的摯友,前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劉堪的話說:這是他一生中最光輝的十年。

  為農村改革打開一條縫

  1979年3月12日,在北京的向陽招待所,國家農委召開了成立後第一次有地方農口參加的重要會議:七省農委領導幹部座談會。這七個省是:廣東、湖南、江蘇、安徽、四川、河北、吉林,另有安徽全椒、廣東博羅和四川廣漢三個縣的領導也參加了會議。

  杜潤生在開場白中明確,這次會議集中討論生產責任制問題,要求大家暢所欲言,他同時風趣地說:“要文鬥,不要武鬥”。

  爭論果然很激烈,焦點就是要不要包產到戶。當時,估計已經有20%-50%的農戶搞了“包產到組”,已經是半合法,但說到包產到戶,仍屬“不許”。當安徽農委副主任周曰禮談到包產到戶的種種好處時,湖南農委主任當場拍桌子,直斥這是分田單幹。

  整個爭論中,杜潤生都沒有明確表態。3月20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華國鋒來聽匯報時,杜潤生給了他兩份匯報稿。華國鋒很驚訝,杜潤生告訴他,因為兩派意見爭論不下,所以農委起草了一份,安徽代表單獨又起草了一份。那天,華國鋒聽匯報到很晚,然後講了兩個多小時的話,他說:現在既有“思想不夠解放的問題,也有不符合三中全會精神的問題”,對於包產到戶,他表示集體經濟還是優越的,但他也講不要“一刀切”。

  據知情者回憶,華國鋒還表示:“包產到戶,大家不贊成。但有些大山區孤門獨戶,那裏有幾塊地。不能把人家趕下山來,造成浪費,可以包產到戶,參加生產隊分配,統一在集體經濟裏。”

  22日,農委主任王任重在會議上發言:“我們搞合作化幾十年了,到底是好是壞?我看基本是好的,當前要著重宣傳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優越性。”

  24日會議結束後,如何撰寫會議文件成了一個難題。原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段應碧回憶了當時起草文件的過程:杜潤生召集他們幾個寫文件的人開會,並且著重交代:對包產到戶要有個“說法”。可段應碧他們寫到包產到戶時,還是卡住了。三中全會明文寫著不許包產到戶,《人民日報》又剛剛發表文章反對包產到戶,他們覺得怎麽也不可能在這個問題上有所突破。於是他們只好把贊成和不贊成包產到戶的意見都寫出來,請中央定奪。第二天杜潤生聽匯報,覺得這個方案不妥,可又沒什麽辦法,大家沈默了足有近半個小時。

  後來杜潤生出了個主意:在“獨門獨戶”上做文章。原來,這次會上有人講到,貴州山區有些住在大山頂上的苗族農民,從來就不參加集體勞動,自種自收,每年向生產隊交些玉米就行了;西北山區“吊山莊”離生產隊很遠,也是這個辦法。杜潤生一提,大家心裏頓時一亮。後來的文件中就有了這樣一句話:“除了某些副業生產的特殊需要和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的單家獨戶外,也不要包產到戶。”這句話,向中央匯報時,沒有一人提出不同意見,後來寫入了十一屆四中全會的正式文件中。

  比起三中全會的“不許包產到戶”,這句話為後來的農村改革開了一條小縫,它實質上是宣布:包產到戶並非不可逾越的紅線。

  說服大師的作用

  接下來,是1980年1月國家農委召開的人民公社經營管理會議。會議開始,王任重先發言講了集體經濟的優越性。接著杜潤生安排周曰禮介紹安徽的情況,一講就是兩個多小時。當時,安徽實行包產到組的已占總數51%,包產到戶的也有10%,增產效果明顯。周曰禮說,群眾的反映是組比隊好,戶比組好。此言一出,會場像炸了鍋,在華東小組,周曰禮可以說被全面圍攻,在其他小組,贊成王任重講話的也占多數。而杜潤生在會上也有一個講話,大意是包產到戶要允許地方試驗。

  1月31日,會議向中央政治局匯報情況。事前,王任重已將他自己的講話稿和杜潤生的講話稿一起送給李先念。李先念表態說,王和杜的講話精神不能兩個調子,一致起來才好。於是王任重把杜講話中“準許地方試驗”一句劃掉了。

  在中央政治局聽會議匯報時,鄧小平最後講話,他說,對於包產到戶這樣的大問題,事先沒有通氣,思想毫無準備,不好回答。

  這一回合,改革並未進展,然而杜潤生並不急躁。但他從心底裏堅信,“農民要求包產到戶,是不可抗拒的。歷史終歸會向合理的方向發展。”以多年在黨內的歷練,他深知,問題解決的關鍵在於說服黨內領導幹部。

  杜潤生的頂頭上司是王任重。新中國成立初期,他與王曾共事,王任重任中共中南局第一書記,杜潤生是中南局秘書長。他對王任重的評價是:精明幹練,好讀書,對新事物敏感,為人正派,作風民主,是能傾聽不同意見的人。1980年3月,也即人民公社經營管理會議兩個月後,王任重接替胡耀邦就任中宣部部長。在離開農委之前,王與杜潤生有過一次兩小時的深談。杜潤生在《自述》中記述道:“最後他表示,作為過渡形式,他同意包產到戶,前途還是應堅持集體化。他的認識此時已有變化。”

  而李先念與杜潤生關系一直不錯,但在包產到戶問題上卻談不攏。有一次李先念與杜潤生談事,忽然問道:包產到戶真的增產那麽多嗎?杜潤生答,確實。包產到戶是農戶家庭經營,農民就靠種幾畝地養家糊口,不能偷懶;加上環境變了,政府隨著國家工業化,為農民提供化肥、農藥……光水利建設,國家出了多少錢,還能白費?

  李先念說:“你把我說服了,我是老觀念,只記得‘小農經濟跳不了三尺高’。”

  萬裏對杜潤生有一個評價:我們講話都是硬邦邦的,杜潤生這麽一說,哎,大家就覺得可以接受了。熟悉杜潤生的人,把他稱為“說服大師”。

  推動改革往前走,關鍵還要中央最高決策層下決心。

  1979年時,杜潤生就曾對胡耀邦建議,把“不要包產到戶”改成“準許包產到戶”,胡耀邦表示,決議才通過,中央不好立即出面修改——杜潤生明白了,“在耀邦所處的位置上,時機不到,處理包產到戶這種帶有政治敏感的大問題,還受著某種約束。”

  到了1980年4月,情況發生了變化。4月2日,在長期規劃會議之前,姚依林在向鄧小平匯報工作時,談到是不是可以考慮,對一些邊遠落後地區實行包產到戶之類的辦法,減少國家的負擔,鄧當即表示贊成。5月,鄧小平在另一次談話中,還表揚了安徽肥西縣的包產到戶和鳳陽的大包幹。

  也是在5月,國家農委正式向中央作了《關於包產到戶問題的請示報告》,提出:允許在特殊困難地區實行包產到戶,9月,中央召開省區市第一書記座談會,專門討論農業生產責任制問題。會上除池必卿(貴州)、周惠(內蒙古)、任仲夷(廣東)三位書記外,全都反對包產到戶。

  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室務委員吳象曾以《陽關道與獨木橋》為題著文,發表於《人民日報》,記錄了當時的爭議。他後來回憶:由於意見不統一,會已經很難開下去,杜潤生居然在那種情況下,作了個另辟蹊徑的發言扭轉了會議的氛圍,他撇開包產到戶,提出一個溫飽問題如何解決的問題,用事實和數字強調問題的嚴重性、緊迫性,一下子把大家的思路打開了。

  雖然意見並未完全統一,會議最後還是形成了1980年的“75號文件”。“75號文件”是兩方妥協的產物,它的精髓,後來人們給概括成了幾個字:“可以……可以……也可以”。即:在一般地區,集體經濟比較穩定,“可以使群眾滿意的,就不要搞包產到戶”,對於邊遠山區和貧困落後的地區,“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幹到戶”。75號文件讓農民有了自由選擇的權利,杜潤生的“可以……可以……也可以……”的表述,日後成為有名的“杜氏公式”。

  終結包產到戶爭論

  對上世紀80年代的這場偉大的農村改革進程,杜潤生後來進行描述:“沒有搞全黨大動員,更多的是由各省、區、市領導掌握,各地按照各自的理解貫徹執行,群眾選擇,放棄命令式的硬推或硬糾的政策。”

  比如在安徽,張勁夫接替萬裏任省委書記後,有點猶豫。他提出,之前搞包產到戶的一律合法,之後的則暫停。後來他看了中央下發的文件,又親自到河南考察了一趟,回來後表示贊成包產到戶;在山東,“75號文件”之前已經有1000多個生產隊實行了包產到戶,分布在既不屬於邊遠山區也不是單家獨戶的魯西北,“75號文件”下來後,山東逐步放手,包產到戶從西北發展到中部,比例達到60%;在河南,段君毅接任省委書記後,實行包產到勞(實際就是包產到戶),領導主動,進展順利。但是,在東北和河北,有幾個省對包產到戶“硬堵”。這時胡耀邦就與杜潤生商量,分頭到這幾個省做工作。還有幾個省,在調整了領導班子後才改變了觀望態度。

  就這樣,至1981年底,全國實行包產到戶的社隊已近半數。

  與此同時,杜潤生派出了一個又一個調查組,赴農村調查包產到戶的實際情況。這裏,就包括了由一群後來大名鼎鼎的“小青年們”組成的“農村發展組”搞的安徽調查。杜潤生再三強調,不許帶框框,要把“如實反映民意,自由表示見解”作為準則。

  調查的結果,令杜潤生深思,並作出三點總結:第一,家庭經營在當下的農業生產中具有不可取代的優越性;第二,農民更傾向平均分包土地而不是按勞動力分配土地,這反映出土地對於農民的保障功能;第三,即使先進地區的農民,也願包產到戶,他們更願要自主,要自由。

  對於第三點,其實超乎杜潤生預料。他自己到河北的一個先進生產大隊搞調查,問農民:為什麽願意包產到戶?農民答:原來把大家都拴在一個槽上,擠在一塊兒吃那點草料,管吃不管飽,自己找點東西吃都不讓,只能一起餓肚子。這些話令杜潤生印象深刻。

  發展組後來寫成的報告,直接送到了中央最高領導層,得到很好的評價。當時胡耀邦贊揚:這是經得起檢驗的東西。

  1981年10月,杜潤生在一次國務院會議上發言中說,中國人多地少的格局,並不會因實行集體化而改變。權衡利弊,選擇土地公有、家庭承包,這種半公有、半私有的形式,既滿足了農民對家庭經營的偏愛,使小私有者的積極性得以發揮,又保留了土地的公有制。從1956年出現包產到戶到現在,已經是四起三落了,如果再拒絕接受,它還會有第五次、第六次。

  事情已過30多年,今天的人們再無緣親耳聽到杜潤生的演講,只能從杜潤生的《自述》的字裏行間,在腦海中建構出彼時會場上的熱烈情緒互動,領略他“說服大師”的風采。

  這樣,到1981年底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召開的時候,在全國實行包產到戶的道路已經通暢。

  這一年的8月,胡耀邦向杜潤生布置文件起草工作,特別提出文件要寫政策放寬問題。10月,各省農口負責人參加農村工作會議,討論文件草稿,會後他們把初稿帶回各地,農委再聽取各地意見,修改審稿。文件報送中央,鄧小平看了後說:“完全同意。”陳雲看後叫秘書給農委打來電話,說這個文件我已經看了,這是個好文件。

  12月21日,文件在中央政治局通過,定名《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杜潤生建議,文件在來年元旦發表,作為新年第一號文件。胡耀邦當即贊同,並說,“農村工作方面,每年搞一個戰略性文件,下次還要排一號。”這就是人們常說的農村改革“五個一號文件”中的第一個。

  這個一號文件,內容很多,其中重要一點,就是第一次以中央的名義肯定了包產到戶,並且長期不變。

  長達30年的關於包產到戶的大爭論,至此終於結束。包產到戶從貧困地區向其他地區迅速擴展,不可阻擋。到1982年底,實現包產到戶和包幹到戶的農戶已達90%,到1983年,連發達地區也基本都實行了包幹到戶。

  包產到戶的效果可以說立竿見影。1981年,全國糧食總產量為32502萬噸,1982年為35450萬噸,1983年為 38728萬噸,1984年達到了40731萬噸。

  智慧杜潤生

  作為華東地區代表,吳參加了全部五個一號文件的起草工作,有幸與杜潤生共事。當時參加起草文件的,除了農委、農業部方面的人,還有農村發展組的年輕人和地方農口的人。

  “從1982年以後,形成了一個常態。”吳說,“春天的時候耀邦就出題目,四五月份我們就下去調查,五六月份碰一次頭匯報一下,杜老講講意見,再下去再調查,一般到九月份的時候,就要起草文件了。”

  在討論文件的文本時,常常會爭論得很激烈。吳說,討論的氣氛很民主,人盡其言。杜潤生“像個老小孩一樣,我們一點不怕他”。在起草工作組裏,沒人叫杜潤生杜主任,都叫老杜。廣東的杜瑞芝也經常參加文件起草,他的脾氣很衝。吳回憶起,有次吵架,杜瑞芝不客氣地對杜潤生說:“你別老叫我小杜小杜的,我現在已經是廣東省顧問委員會的副主任了,不叫杜老也起碼升格為老杜了吧?”杜潤生答:“只要我在,你永遠就是小杜,不要不服氣,但你的意見我聽。”

  “不怕他”,不表示不服他。前農業部長何康經常碰到的情景是,“會場上你一言我一語,什麽說法都有,我越聽越擔心這個會怎麽收場呀,但最後杜老就可以用幾條簡要總結,使與會者聽了心悅誠服,我在會後常聽到這樣的議論:‘姜還真是老的辣!’”

  吳記得,那個時候,“開什麽座談會只要註明了由杜潤生主持,從田紀雲開始,沒有不來的”。

  杜潤生對於文件的文字把握,爐火純青。常常是千錘百煉的一字之差,對於千百萬人就會發生重大的影響。中央文件對包產到戶的提法從原來的“不許”到“不要”、“可以……可以……也可以”到“長期不變”。重大的改革就在字裏行間中發生。

  在第一個一號文件發出以後,1982年底開始起草第二個一號文件。這個文件的主題是“放活農村工商業”,當時參與起草工作的陳錫文,還是個剛出大學校門的年輕人。一天在電梯裏,他對杜潤生說:“你說的那個‘雙層經營’提法,我不贊成,農民這層是經營,村裏的這層好像不是經營。”杜潤生當時答的一段話,讓陳錫文終生銘記:“小青年啊,不知道厲害,不說雙層經營這句話,是要掉腦袋的。”

  吳還記得杜潤生對另一個字的修改。那是談到農民進小城鎮落戶的規定。原來寫的是農民要“自帶口糧”,“他背上幾十斤口糧進城,沒多久就吃完了,很不實際。後來就改為‘自理口糧’,他可以買,也可以借”,一下子就活了。

  上世紀80年代的農村改革拉開了整個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然而,這場改革卻不是事先設計好的,這是記者采訪過的所有參與過這場改革的人的共識。那麽這場改革是怎麽成功的?——先有了中國農民的自發的行動,中共領導人審時度勢,將其合法化。吳對農村改革之所以成功的總結是:上下互動、協調折衝、分散決策。“其實最基本的就是這三條,搞好了,農村改革說簡單也簡單。”吳說。

  當年曾以“改革四君子”之一聞名的翁永曦,與杜潤生偶然談了一番話後,被杜破格從農民日報社直接調入農委。與杜潤生的共事中,他對杜潤生說的一句話銘記在心:“中國的事,不在於你想要幹什麽,而在於只能幹什麽;不在於你想要怎麽幹,而在於只能怎麽幹。”

  翁永曦曾這樣總結杜潤生:“他有自己成熟的主張,但他耐心聽取所有不同的意見。在不同意見中,找到共識。每走出一小步,都取得共識,若幹小步,就完成了一個重大改良。這比革命來得更深刻,因為它不可逆。而革命,反復的可能性大。”

  北京大學教授周其仁當年也是農村發展組的一員,參與過五個一號文件的起草。對於杜潤生在農村改革中的作用,他是這樣看的:“杜老表示自己不過是這個團隊的一個‘符號’。知道大家不同意,杜老大聲問:‘個人還能做多少事’?”

  “這當然不僅僅是杜老的謙虛美德,而是他一貫用來處理實踐與認識、個人見解與集體認知關系的一種知識態度。正是這種知識態度,使杜老在參與重大決策的時候,在組織系統的調查研究、提出需要決策的重大問題、綜合各方不同意見、尋找可妥協空間、協調一致意見達成、建立政策儲備等一系列重要環節,為降低制度變遷的信息成本,發揮了後來得到廣泛公認的傑出作用。”周其仁說。

  周其仁認為,當年農村改革的成功,除了有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實事求是的路線,還因為有足夠的信息通道和“加工”能力。“決策信息通道對於制度變遷很關鍵”——“決策層從哪裏得到實際情況的報告,這些報告的真實性如何,判斷是不是客觀,分析是不是合理且易被接受,有沒有考慮到實際限制條件而準備的對策和建議。”“杜老所說的‘上下互動’,就是各個決策主體在各自不同約束下,得到信息的溝通,找到利益的交集,產生行為的共振。……一個社會上下互動的機遇不多,又稍縱即逝。”

  杜潤生所做的事,就是這些“互動”“溝通”“折衝”。

  當年農村發展組的重要成員張木生,這樣評價過杜潤生:“很多人都把杜潤生看成一個思想比較右的人。其實一點都不是。那時候他就反過來問過,中國這麽大的國家,這麽薄的底子,假如你們是毛澤東,這些問題你們怎麽來看?怎麽想?怎麽認識這些問題?杜老有很崇高的理想,但他又不是一個教條主義者。他非常善於把理論和實踐相結合。而且不管多大歲數,傳統的東西,馬列的東西,西方經濟學的東西,他都能夠給它找到一個適當的位置,為我所用。但他真正的共產黨人的信念從來沒變過。”

  2003年,在90壽辰座談會上,杜潤生說,自己還有兩個心願:一是再轉移2億農村勞動力到城鎮去;二是要讓農民組織起來。

  第一個心願,早已成為現實,而第二個心願,他托付給了下一代人。

(責任編輯:HN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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