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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動物園初建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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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11 07:24:55 來源:中央電視臺 
清末市民動物園觀景
清末市民動物園觀景
動物園內暢觀園現狀
動物園內暢觀園現狀

  動物園作為北京第一個公園,它的創想體現晚清精英階層的啟蒙理想

  作為新興公園的代表,而非單純的動物園為大眾所接受

  清末民初,成為文人、知識分子偏愛的新型社交場所

  動物園熱並非個案

  伴隨資本主義和工業革命發展

  1906年10月13日,清初開國“五大臣”之中的端方、戴鴻慈奉旨出洋考察歸來,上折奏陳歐美各國“導民善法”,曰圖書館、博物院、萬牲園、公園四事。在“萬牲園”條下具體陳述道:

  各國又有名動物院、水族院者,多畜鳥獸魚鱉之屬,奇形詭狀,並育兼收,乃至獅虎之倫,鯨鱷之族,亦復在園在沼,共見共聞,不圖多識其名,且能徐馴其性。德國則置諸城市,為娛樂之區,奧國則闌入禁中,一聽芻蕘之往,此其足以導民者也。

  端方、戴鴻慈所謂的“萬牲園”或“動物園”,即英文的Zoological Garden,是19世紀新興的發明。19世紀初,動物園從早期歐洲皇室貴族花園附屬的獸館中獨立出來,由倫敦攝政公園率先建造,隨之風靡歐洲。動物園熱並非孤立的個案,而是伴隨資本主義和工業革命發展,為整個歐洲市政文化革新的一部分,它與19世紀興建劇院、博物館、圖書館、大學、商會、交易所、公園的熱潮是一體的。尤其動物園隸屬於公園的脈絡,公園以及獨立或被結合進公園的動物園都被視作“都市之肺”,在擁擠汙濁的城市中為市民提供漫步休閑的場所。

  19世紀後半葉,以巴黎植物園(內設動物園)為代表,動物園的受眾由特權階層漸趨大眾化,開始肩負中下層階級休閑娛樂、陶冶情操和公眾教育的功能。動物園被視為“一個城市必須要提供的最有特色的文化標誌”,布魯塞爾一本寫於1856年的散步指南中有這樣一句話:“動物花園已經徹底滲入了公眾的生活習慣,一個人肯定會問自己,三年前的布魯塞爾居民在咖啡時間和茶點時間之間能幹些什麽?”

  晚清中國的使臣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來到歐美考察政俗,因此,端方等人將動物園與圖書館、博物院、公園並置,視其為“導民善法”,頗得當時西方動物園理念之精髓。端方還於出訪的過程中選購了不少動物,為籌辦萬牲園奠定了基礎。據1907年《大公報》記載,端方在外洋養獸園選購各種禽獸共計五十九籠運送回京。除此之外,清廷亦敕令各省上供特產的動物,慈禧及一些高官也向動物園贈送了自己的收藏

  值得註意的是,籌建動物園與一般公園不同,購置珍稀動物尤其是跨洋海運的費用相當驚人,即使在西方,也惟有帝國的力量才能支持,而清廷以強大的財力保證了萬牲園的創立。清廷對萬牲園十分重視,早在觀看德國漢堡動物園的馬戲團表演時,慈禧即口諭:“我們也要辦一個‘萬牲園’”。籌建過程中,慈禧和光緒帝曾召見農工商部官員問詢情況,慈禧甚至親自為動物園選取各種動物種類,並將自己鐘愛的小猴貢獻出來。

  官方創建的初衷

  “冀於遊觀之中,兼寓研究之意”

  在清政府的考慮中,開辦萬牲園隸屬於農事試驗場的脈絡。根據《農工商部農事試驗場章程》,試驗場的設立是為了“研究農業中一切新舊理法”,因此,“為開通風氣、改良農事起見,特於場內附設博覽園以便公眾遊覽,得考察試驗之成績,發起農事之觀念;並於博覽園內設動物園、博物館,藉以開通智識及供學理之參考”。由此可見,萬牲園是包含在博覽園的理路中,官方創建的初衷是“冀於遊觀之中,兼寓研究之意”。廣義的萬牲園(或稱萬生園、三貝子花園)實際也包括博覽園至整個農事試驗場。對於萬牲園的想象和設計,體現了晚清精英階層的啟蒙理想。

  1907年7月19日,萬牲園正式對外開放,內設動物園、植物園、蠶桑館、博物館、各式東西洋建築、茶館、餐廳、照相館等,當時的報紙贊嘆為“博大富麗,包羅萬象,為北京三百年來,中華二十一省,所沒有見過的。”根據時人的遊記,當時動物園中展出的動物計有四十多種。待民國成立後,又略添了一些動物,如參與辛亥革命的追風馬,西班牙產的綿羊、孔雀等,但更多的是由於經費支絀,管理不善,導致園中一些代表性的珍貴動物如八蹄馬、五腿牛、藍面猴和老虎的死亡。植物園是一帶玻璃溫室,東西各十間,分類種植本國及異國的植物,中央過道兩旁陳列著美麗的花草盆栽。

  除了動植物園外,萬牲園中還設有多處茶座及餐廳,中西洋風格兼備,供遊客休憩啜茗。如豳風堂是臨池而築的五開間冰梅窗玻璃大房,有極寬大的長廊,廊下有極大的院子,皆設茶座,院外沿蓮花池也遍設茶座,可在此觀荷品茗,風景絕佳。

  萬字樓亦稱卍字樓,因建築呈卍字形故,樓位於園正中,登樓則全園景致一覽無余。滿洲貴族闊普通武曾作《萬生園百詠》,其中《卍字樓》一詩雲:“三級層軒卍字樓,園中風景已全收。西山咫尺看如畫,霧鬢雲鬟裹滿頭。”

  觀稼軒又名自在莊,相傳為帝後觀耕之所,是鄉村風味的茅草房,前蓋蘆棚,地方軒敞。蔡東藩著《慈禧演義》中敘慈禧遊萬牲園,欽點於自在莊用膳,吩咐道:“這裏寓鄉村風味,我們且作一會鄉人。一切肴樽,求潔不求豐,宜雅不宜俗,何如?”

  牡丹亭亦稱海棠式亭,分南北兩個半廊,合成一個大圓廊,兩個半廊中間遍植牡丹。南廊中央有一玻璃方亭,北廊中央有一海棠式玻璃廳,皆可品茗休憩。園中還設有西式的咖啡館,也叫西洋茶館,是大九開間的新式玻璃廳,四面窗戶上的玻璃共計800塊,室內陳設都是西式桌椅,提供中西式茶點和酒水。餐廳最初也是西式的,名燕春園番菜館,設於來遠樓,陳設皆為西洋樣式。菜價分四等,頭等每人銀元兩圓,二等每人一圓半,三等每人一圓,四等每人半圓,在當時頗為可觀。來遠樓共三層,第三層樓梯為旋轉式,梯形如同盤龍柱,令時人感覺十分新奇,開窗四看,全園在目。後又建燕賓園中餐館,與番菜館相呼應。這些餐廳茶座皆分設男女座,直至民國才取消。

  園中還設有鏡真照相館,是一座三開間的大樓,館內陳設十分華美,布景和光線都很好。而且其最特別之處在於,不僅可以在室內取景,園中景色亦到處可選取,因此被時人譽為“北京第一照相勝境”。照相館且出售“博覽園二十四景”供遊人留念,價格不菲,頗具商業意識。

  此外,園內一些代表性的景致還有松風蘿月、薈芳軒、海嶠瀛春(又稱東洋房)、暢觀樓、鬯春堂等。其中,暢觀樓是慈禧的行宮,系一幢歐式風格的紅磚洋房,“高大恢弘,華麗無比”。西邊為八角形二層,有西式盔頂;東邊是圓柱形四層,樓頂有露臺,踞全園最高處。當時北京罕見高樓,《萬生園百詠》以誇張的筆調形容登樓眺望的感受:“鋪陳錦繡更輝煌,百尺樓高炫目光。試上望臺瞻萬象,三辰星在五雲旁”。樓正面有白石橋,橋東西兩側有西洋水法,分別為銅獅和銅麒麟,口能噴水。暢觀樓迄今還保存在北京動物園中。

  萬牲園的創立吸引了輿論的強烈關註

  整個萬牲園內服務設施十分齊備,除了上述茶社、餐廳、照相館外,亦備有肩輿、人力車和遊船(分普通遊船和蘇氏燈船兩種)等,以為遊人提供方便。從萬牲園的布置可以看出,它絕對不是一個單一功能的動物園,而儼然為一綜合性公園。除了異域風情的動物給遊人帶來新奇的感官刺激外,植物園的香花異草也渲染出一種花園的氛圍。此外,園中還有意識地營造了許多引人入勝的景致,尤其是多元風格的建築,並引入各種休閑娛樂設施等,遂蔚為奇觀。因此,無論是創設者的初衷,還是大眾輿論的反饋,都更多地將萬牲園作為北京新興公園的代表,而非單純的動物園來期待或者接受的。

  “公園”的概念,大約與動物園同一時期、即19世紀中期一並進入晚清國人視野,最初都是見諸士大夫出訪歐美的遊記。1900年前後,京城報刊上多見對於“公園”的宣傳,強調公園作為現代市政的核心要素,具有文明開化的功能。1906年,端方、戴鴻慈奏請開辦“導民善法”,將公園與萬牲園並舉,提倡在北京率先設立,漸普及全國。因此,萬牲園的創立吸引了輿論的強烈關註。如《順天時報》從萬牲園動議之初到開放之後,連續刊發一系列文章,稱許其為北京“公家花園”的起點,呼籲在北京創設更多的公園,乃至推行全國。至民初人撰《本國新遊記》,亦於“農事試驗場”一章結尾處總結:“余於是場,竊有不可解者。謂其為萬牲園,則動物亦未充也。謂其為花園,則又雜他種性質於其間。無已,則名之曰公園,較為適當。”可見,雖然端方、戴鴻慈上奏時將萬牲園、公園分而論之,而在當時人看來,則合二為一,普遍將萬牲園視作翹首以盼的公園的先聲,承擔了公園的功能。

  此前,北京缺乏合乎現代公園性質的公共空間,萬牲園的出現為北京市民提供了新興的娛樂場所甚至休閑方式。當時的北京竹枝詞記錄了京城民眾遊園的盛況:“全球生產萃來繁,動物精神植物蕃。飲食舟車無不備,遊人爭看萬生園。”另有《農工試驗場》一首:“春秋佳日遇新晴,公卿士女盡出城。京中到底多蚊蚋,消夏無如卍字亭。”

  晚清的畫報更是以圖文並茂的形式反映了這種“公卿士女盡出城”、“遊人爭看萬牲園”的情境。1907年《時事畫報》刊登《萬生園》,圖中近景是幾種代表性的獸類,有囚養的猛獸如獅子、老虎等,也有放養的鹿和猴。遊客三五成群,環繞左右,津津有味地觀察、品評,亦有人坐於湖邊所設的園椅上休憩,其中有士大夫,有女性,有兒童(甚至是懷抱的嬰兒),還有洋裝的外國男女。遠景是長橋流水,林木蓊郁,亭臺樓榭,景致清幽。亭子中影影綽綽有遊人品茗賞景,十分優遊愜意。此亭臨湖而築,應為豳風堂,其後的高樓則可能是設有西餐廳的來遠樓。同年的《星期畫報》也有關於萬牲園的記錄,如《獸欺華人》一則的主題雖然是追問園中的老虎為何獨對德國飼養員馴順,而對中國遊客不友好,卻也在客觀上描繪了時人好奇而略帶畏懼地觀賞“中國人不常見的”猛獸如獅子、老虎時的情態。

  晚清士大夫喝咖啡、吃西餐,領略西方文明和異域風情

  傳統國人缺乏休閑的概念,更缺乏從西方看來 “現代”、“衛生”的休閑方式,直到1914年《市政通告》為開辦中央公園做宣傳還談到:“現在星期休息,中國已然通行,但是通都大邑,沒有個正當的遊玩地處,因而鬧得多數男子,都趨於吃喝嫖賭的道兒上去。”萬牲園實際上開啟了北京公園養成現代休閑理念和生活方式的先機。當時的外國媒體敏銳覺察並高度評價了這一新變,英國《泰晤士報》在報導晚清北京的市政革新時,每每以萬牲園為一重要標誌。

  如其1908年9月29日發表通訊《新北京》,談到北京在20世紀初的劇變,列舉鐵路、學校、警察、新式街道、排水溝、電燈、綠化等一系列新發明,而其中“最引人註目的是新開放的萬牲園,它體現了社會和教育改革的水準,每天男女參觀者絡繹不絕。這純粹是中國人自己一手創辦的事業,所有的市民都為之自豪。這些是過去十年來工作的成就。對於了解舊北京的人來說,這是一項令人稱贊和大有希望的成就。”

  1909年1月4日《泰晤士報》刊登《中國及其內部事務》,再次談到“帝國的各大城市幾乎都進行著市政建設,規模各異,而在北京,這變化最為顯著”,其中就包括“設計精美的萬牲園,即使是中國的高官也很樂意攜妻兒前往參觀”。

  不過實際上,由於資費和品位的限制,萬牲園的消費群體主要還是士紳精英階層。中國的傳統文人本就有在私人園林雅集交遊的悠久傳統,中西合璧、尤其帶有皇室印記的萬牲園,很容易令晚清文人接續園林的記憶,養成在公園交遊的新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在公園茶座和餐廳休憩的習慣。

  這些休閑空間對於以士大夫為主體的遊人而言,魅力並不亞於動植物園中的飛禽走獸或奇花異草。如《萬生園百詠·海棠式亭》即描摹遊客在牡丹亭品茗的樂趣:“亭圓式比海棠花,深下珠簾靜品茶。隔著晶窗數遊客,紅男綠女燦雲霞。”特別是園中引進咖啡館、西餐廳這類對於晚清國人而言耳目一新的新事物,在清末的帝都可謂開風氣之先。去咖啡館喝一杯咖啡,或者上番菜館吃一頓西餐,在當時均屬最上流的時髦。

  《萬牲園百詠》對此也盡力渲染,可從中窺見晚清士大夫對於咖啡館、西餐廳等舶來品是如何認知和接受的。如詠“西洋茶館”即咖啡館雲:“照人粉壁白於霜,幾案杯壺凈且光。一盞噶飛(《字典》無“咖啡”二字)消宿食,勝遊疑到大西洋(600558,股吧)。”“噶飛”二字以充滿異域風味的新名詞入詩,已覺新奇;而一杯咖啡下肚,更恍然令人有置身海外之感。詩人詠設有番菜館的“來遠樓”亦表達了同樣的感受:“更上層樓倚碧窗,滿盤番菜酒盈缸。新鮮肴饌清虛府,宴客猶疑在海邦。”這倒不是詩人誇大其詞,晚清士大夫正是通過喝咖啡、吃西餐這些帶有儀式感的體驗,以消費與領略其所代表的西方文明和異域風情。

  清高官如何消費、使用萬牲園空間

  以晚清的一位高官榮慶的日記為例,可以一窺當時的士大夫階層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消費、使用萬牲園空間,而萬牲園又如何參與構造其日常休閑、交遊的模式。據其日記,榮慶自1907年萬牲園開放伊始,至1911年居住北京期間,頻繁光臨萬牲園,尤以五月至十月,即北京最舒適的春末初秋之間為多;但即使隆冬時節如正月等,榮慶也常不減遊興,赴萬牲園逗留良久,興盡方歸。直至榮慶1912年因政權更叠移居天津後,1915年回京小駐,他依然要如同踐行某種儀式一般,赴萬牲園看山啜茗,感慨“風景依稀,自我不見於今三年矣”,其對於萬牲園的深情,可見一斑。

  榮慶最喜歡偕家人同遊萬牲園,萬牲園因此成為其與家人聚會、共享天倫之樂的場所;此外,他也常在萬牲園約會、甚至偶遇朋友。考察其遊賞路線,最鐘愛的是乘坐蘇式燈船,沿途欣賞風景,先到豳風堂觀荷品茗,再到鴻記吃中餐,或者到來遠樓登樓觀景、吃西餐。冬天亦可乘冰床遊園。此外,去可園聽樂,赴卍字樓、自如莊(應為自在莊)、或海棠式亭茗話,在咖啡館小憩,或者照相,也都是榮慶心儀的消遣。榮慶頗喜愛照相,由於鏡真照相館隨處可取景,所以其不止在照相館內留影,而且,或於餐廳就餐前,或在園內標誌性建築如來遠樓或豳風堂畔,甚或乘燈舸,“攝影人臨流照之”,可謂花樣多端。

  由上觀之,首先,萬牲園已成為榮慶及其家人、友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們對赴萬牲園遊憩的休閑模式逐漸習以為常,甚至養成了吃西餐、喝咖啡、照相等西式的生活習慣。其次,對於榮慶這類的士大夫而言,萬牲園最具噱頭的動物,對他們卻不是最具有吸引力,他們反而更欣賞其中的園林情趣。其三,榮慶養成了在萬牲園約會親友就餐、品茗的習尚,作為一種聯絡感情或社交的手段。中國傳統文人本來就有在園林詩酒交遊的傳統,清末民初的士大夫很容易在新興的公園空間找到共鳴。而民國時期,北京的公園茶座也如同西方的咖啡館一樣,成為文人、知識分子偏愛的新型社交空間,這一點在萬牲園時期已初露端倪。榮慶的例子不是個案,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反映了清末民初北京士大夫的精神文化生活。(文、供圖/林崢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講師)

(責任編輯:孫建楠 HN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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