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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社會會演化出至善?

2016-07-09 00:25:57 華夏時報 

  ■吳立

  有“達爾文鬥犬”之稱的進化生物學家、牛津大學教授、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理查德·道金斯日前出版自傳《一個科學家的養成》,回溯了自己家族歷史並再次為“達爾文進化論”背書,並回顧了自己的思想歷程,如何從一個敏感多思的兒童,成長為一個“堅定的無神論者”。

  新無神論者是什麽東東?

  想必中國人對“無神論”都不陌生,目前我們是世界上最大的“無神論國度”,信奉“唯物主義”,“新無神論者”相對於“物質主義”更極端,他們不僅自己信奉,還積極地傳播自己的思想同時反對任何宗教信仰,也被稱為“科學原教旨主義”,認為凡是未經科學論證的東西都是不可信的。

  目前科學界無神論者與有神論者幾乎是一半對一半,而在受基督教文化傳統影響的西方科學家中,大多數是“有神論者”,像羅素等即或沒有皈依某種宗教信仰,但也依然對很多神秘現象抱持著好奇之心。

  其實道金斯也一樣,盡管他號稱自己反對一切的“神秘主義”,但他本身卻是一個“懷疑論者”。

  他的《上帝的錯覺》一書出版後引起很大的爭議,很多人把他奉為“新無神論者”的旗手,英國媒體曾主持了他與“基督教護教科學家”柯林斯的辯論。經過幾輪辯論,柯林斯指出他的矛盾和猶疑之處,因為科學只能發現規律不能創造規律,宇宙何其浩瀚秩序井然,怎麽就沒有一個智慧的設計者呢?道金斯認為我們把未知領域推給上帝就是一種智力上的懶惰。柯林斯是從無神論者轉向有神論者,與道金斯正好相反。道金斯恰是從有神論者轉向無神論者,他們都有從個人經驗與專業成就來論證各自觀點的優勢。

  柯林斯認為人類對絕對真理與無限的仰望並非是一種智力上的惰性,恰恰是“探索未知”的一種動力,並讓我們最終走向“至善”,但“進化論”是無論如何演化不出社會的“美善”的,也就是說人類的普遍道德源頭是來自於“上帝的良善”,而不是人的“自我演化”,不然千年前人的道德與今天並沒有天然的不同,一個僻遠地區的農夫有時甚至比一個大都市的文人更有德性,科學本身不帶來德行,只是給人類帶來方便,所以科學不能成為目的,它只能服務於人類,科學是中性詞不帶任何道德屬性,但如何使用科技成果卻存在善惡。如果人類的科學成就掌握在極端的科學家手中就會成為一種毀滅性力量,相反科學掌握在有德性的科學家手中就會造福人類,這是柯林斯堅定走上“護教”的原因。

  道金斯並不認為人的選擇是基於一種“道德”,這不過是宗教強加給我們的一種“偽善”,他認為生物的適應性就在於有利還是有害,但以此推導人類行為,卻無論如何都難以讓大部分人信服,從生物的個體行為來看,基因固然是自私的,但一個族群或者說人類最終的勝出恰恰是“利他主義”與高尚的宗教情感起了決定性作用。

  自私的基因

  以色列年輕的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在他的《人類簡史》中,就追述了人類的進程,如何擺脫枷鎖認識“上帝”,最後到“普世信仰”,這正是人類的飛躍。

  不過,實證主義者卻認為,人類相信“虛構的故事”可能是囿於我們的智力不夠發達,他們有義務給我們“歸正”,道金斯也是出於科學的義務在上世紀60年代寫作了《自私的基因》,這正是達爾文的“進化論”在西方落幕的時候,西方很多學者開始了對“現代性反思”,歐美國家好不容易走出二戰陰影,但冷戰還是籠罩在很多人心中,當時在“反蘇”的主流文化影響下,一些左派知識分子開始了“第三種文化的推動”,也就是“反殖民文化、反基督教傳統文化”等運動風起雲湧,結合“反越戰”,隨後的“嬉皮士文化運動”,道金斯作為美國伯克利大學年輕的研究人員,他也加入了這一“社會文化運動中”,在自傳中他寫道,當時為了回應“達爾文進化論中的社會至善論”,他開始寫作《自私的基因》,也就是從基因的角度來證明“進化論的價值”。顯然達爾文所揭示出的“可以進化出完善的社會”已站不住腳,歐洲在經歷工業革命、殖民擴張等“物競天擇”後,並沒有給世界帶來“和平”,而是近乎讓人類陷入“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恐懼中,所以很多人開始拋棄“達爾文主義”,重新反思“基督教信仰”,正是在這一思潮下,作為左派科學家的道金斯開始為“達爾文辯護”,他從生物科學的角度讓人相信“達爾文的物競天擇”,不是指“人類社會的進化”,而是指“基因演化的社會性價值”。他的書一出版就成為暢銷書,讓很多“無神論者”找到了科學證據,認為“歷史的演變並沒有什麽目的”,人類社會只是自行其是。

  《自私的基因》成為當年的暢銷書,道金斯說他從未想過這本書會這麽暢銷,而且影響深遠。但在回顧他的思想歷程時,他開始懷疑自己的“準確性”,當時寫作這本書是不是也有血氣之勇呢?

  他從他的家族歷史追述了自己之所以成為“達爾文主義”的思想過程,主要在於家人都是“實證主義者”,祖父、父親都是植物學家、動物行為學家,他們的思想都建立在生物、動物的觀察與推論中,但他小時候卻是一個喜歡幻想的孩子,對詩歌、藝術與神秘的東西感興趣,但他往往分不清現實與想象,因為他相信“童話故事”,認為自己是個“輕信”的人,他日後上寄宿學校,逐漸對神學感興趣,也一度成為英國國教徒,他的家人卻並不贊同他的信仰,他在青春期一度迷戀上貓王,因喜歡貓王從而喜歡他的基督教信仰,但當他對貓王的興趣消失,他也就拋棄了基督教信仰,逐漸從以前的“確信”轉變成“反對”,認為宗教是強加給人類的“道德枷鎖”。日後他選擇做生物遺傳研究其實也是想弄清楚人究竟有沒有“神的作為”,還是僅是“基因的自我演化”,所以柯林斯說他是一個“懷疑論者”,他的思想變化也佐證了他總是想通過個人經驗與數據來論證“超驗的精神”。

  人類早期,或者說人類早期的個體性行為或許可以通過生物學、遺傳學來解釋,但人類的飛躍,也就是人類從擺脫其“動物性”行為的飛速發展中,往往不是“生物性起作用”,而是其“精神性”,用尤瓦爾·赫拉利的說法就是“宗教性”,你也可以理解成“想象力”的取勝,美國就是脫離了血緣、種族的“精神虛構性國家”,不然也就解釋不了以色列這樣一個弱小的民族能夠成活,而周邊強大的族群都因“拜物”而消亡。

(責任編輯:宋埃米 HT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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