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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 還要去超建——讀《供給側改革:改什麽、怎麽改》

2016-08-02 04:04:53 上海證券報 

  ⊙朱玉強

  迄今,轟轟烈烈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持續半年多了,其間確定了“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為此中央和地方都出臺了一系列相關政策。目前來看,中央和地方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煤炭產量下降了,房地產庫存在下降,工業企業每百元成本費用也在下降。但在部分領域,“三去一降一補”並不順利,尤其在去產能方面。因為一些大宗商品價格出現強勁反彈,導致一些已關停的產能甚至重新恢復。即使是有一定成效的房地產去庫存,因部分一、二線城市房價瘋漲又帶來了一些新問題。

  我們努力了,使用了多種招數,下了不小的氣力,卻離目標還很遠,有的人仿徨了,猶豫了,甚至悲觀了。在筆者看來,“三去一降一補”的方向是對的,我們此刻不但不能仿徨、猶豫、悲觀,相反,只有堅持不懈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行到底,我們沒有退路。然而,要想獲得令人滿意的結果,必須首先正確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做到有的放矢;需要深刻認識需求管理政策的不足、局限,以此堅定我們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行到底的決心,集思廣益,大膽求索,從供給側找到新動力(310328,基金吧)、找準新方法。對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在《供給側改革:改什麽、怎麽改》中的思索就很有意義。

  以筆者的觀察,在理論上,現在對供給側改革的發現和闡釋還很不夠,以致不少人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誤解,以為就是增加商品或勞務的供給,殊不知這樣做的後果只是使產能過剩問題更加嚴重。而在李佐軍看來,對供給側改革的實質有兩個層面的理解:一方面,供給側改革的實質是正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即發揮好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另一個層面的理解,供給側改革的實質是著眼長遠、從深層次解決造成經濟結構性問題的制度性矛盾。與凱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相比,李佐軍所論述的供給側管理有四個特點,即強調市場、重視效率、著眼長遠、側重制度。當前通過推進供給側改革來實現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已成舉國上下的共識。這是因為供給側改革可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即以較少的資源投入獲得較高的產出。由此,李佐軍創造性地提出了發動“三大發動機”之說,即推進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這三大發動機中,制度變革尤其重要,而推進供給側改革正是要抓住制度變革這個“牛鼻子”,通過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來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促進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我國采取的是需求管理政策,在初期取得了一定效果,如4萬億元投資推出後,GDP增速自2009年一季度的6.5%快速上升到2010年一季度的12.1%。但此後需求管理政策的邊際效益在遞減,GDP一直在震蕩下行,直至落到去年四季度的6.8%。此外,需求管理政策在帶來經濟增長的同時,也造成了產能過剩、僵屍企業較多、房地產庫存過大、地方債務壓力增大、銀行不良資產率上升等副作用和後遺癥。為什麽需求管理政策的邊際效益遞減並且副作用和後遺癥變得越來越大?李佐軍認為其核心原因是沒有完全找對病根,沒能對癥下藥。我國經濟當前的主要矛盾是結構性矛盾,而非周期性問題。針對結構性矛盾,不能用解決周期性波動的需求管理政策去應對,而要通過供給側改革去化解。

  30多年前,為對應經濟滯漲,當時的美國總統裏根采納了供給學派的政策建議(值得註意的是供給學派的學說和我國當前實施的供給側改革是有一定區別的,並且,裏根不為某種理論所束縛,而是博采眾長、靈活運用了凱恩斯學派、供給學派和貨幣學派的政策主張)。在裏根執政初期很長一段時間,經濟發展並沒有起色,很多人甚至包括裏根的一些核心幕僚都對裏根的政策產生了懷疑、動搖,幾近堅持不下去了。然而裏根沒有放棄自己的政策主見,咬緊牙關扛了下來,最終使他的經濟政策產生了奇效,美國經濟自此擺脫了滯漲困境。當前我國經濟的最大風險不是經濟下行,而是經濟下行帶來的悲觀、動搖。所以,我們只有著眼未來,保持定力,始終抓住供給側改革不放松,才能實現向新常態的平穩過渡。

  今年5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三次會議時強調,堅定不移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能因為包袱重而等待、困難多而不作為、有風險而躲避、有陣痛而不前。在上月的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上,習總書記又提出:從經濟運行看,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特征更加明顯,必須堅定信心、增強定力,堅定不移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培育新的經濟結構,強化新的發展動力。習近平還強調,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有力、有度、有效落實好“三去一降一補”重點任務;引導好發展預期,用穩定的宏觀經濟政策穩定社會預期,用重大改革舉措落地增強發展信心。

  在李佐軍看來,供給側改革與供給管理是有區別的:供給側改革是改革制度,這需要一段時間;供給管理,是指針對供給側問題而開展的管理,是當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筆者在此將它們描述為“道”與“術”的關系。

  從“道”的角度來看,供給側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需從供給側著眼,按照全面改革的思路,紮紮實實推進各項改革。對此,李佐軍提出了新穎的“供給側改革三十六策”。筆者認為其中的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對策,是“供給側改革三十六策”的重中之重。它包括四大制度變革對策,即減管制、減壟斷、減稅收、減貨幣超發;四大結構優化對策,即推進新型工業化、推進新型城鎮化、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促進國際化;四大要素升級對策,即推進技術進步、提升人力資本、促進知識增長、推進信息化。

  從“術”的層面來說,李佐軍認為“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並非是改革制度,不屬於供給側改革的範疇,而屬於供給管理的範疇。這些是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難題。不過,在供給管理的範疇中除了“三去一降一補”之外,他還補充了“去超建”,即減少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超前建設、超量建設、超大建設和超標建設等問題,這是作者敏銳的觀察、分析,是很有益的建言。

(責任編輯:宋埃米 HT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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