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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限政能力”的概念說憲政

2016-08-16 12:29:45 和訊網 

《持續執政的邏輯》

  評方紹偉《持續執政的邏輯》

  記得五年前,網絡輿論風氣還沒有今天這麽緊張,憲政也還是一個可以討論的話題,當時在“中國選舉與治理網”上,方紹偉老師舌戰群儒,寫了諸多如今看來也少有“來者”的文章,提出了諸如產權國家論、統治商數論等一系列理論來解讀各種問題。尤其使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國為什麽沒有崩潰?——解讀中國這個謎》一文,對於一個剛踏入大學校園的學子來說,文章對新黨國體制的剖析以及對中國崩潰論的回應簡直讓我大開眼界。後來因種種機緣與方紹偉老師有了一些接觸,也全面閱讀過他的作品,如今推出《持續執政的邏輯——從制度文化發現中國歷史》一書,作為集二十年研究之大成的作品,閱畢當然應該寫下一點文字。不敢妄言已經讀透讀通,只是一點感受罷了。

  就書的內容而言,熟悉方老師理論的人們應該不覺得陌生,冷酷實證方法論、政權主體理論、統治商數論以及制度文化組合論等等在別人看來可能匪夷所思的術語,這些年來其實已有許多文章予以闡述,不過本書將這些理論予以重新的整理編排,並對其論證和展開進行了加強,使整套理論更加立體與飽滿。從這個意義上講,除卻基於英國的“限政商數論”之外,本書可謂方老師之前對於歷史問題、政治問題研究的一個大綜合,並沒有什麽“新的東西”。但是,對更廣大的不熟悉方老師及其理論的人來說,這本書太新了,新到不可思議,新成了一種玄學。什麽叫區分願望和現實?什麽叫區分政道與治道?政權主體是怎麽回事?統治商數、限政商數、博弈情景都是什麽東西?在被學術規範搞得食古不化的學術圈,一下子要接受這些顛覆性的概念和方法實在是太困難了。簡單來說,本書貫徹了一種實證而非規範的立場(冷酷實證方法論),基於在歷史與政治問題上政權主體的決定性作用確立起政權主體的分析視角(政權主體論),進而深入歷史與制度文化的雙重細節,建構起“統治商數(統治能力-統治成本)”與“限政商數(限權能力-統治能力)”的理論範式,在政權主體生存的具體環境(博弈情景論)中,嘗試回答“政權為何崩潰(或者按書名來說為何持續)”這個重大問題。這當然與方老師自行總結的理論結構存在出入,如方老師所說,書中提出了許許多多的觀點與理論,但核心邏輯恐怕沒有超出上面這句話的範疇。

  本書的意義至少有以下幾點:第一,研究方法上的意義。歷史本應是非常客觀的,但是對客觀事實的挑選卻是主觀的,每個人都以自己的信念為標準來挑選史料,歷史便會跟人一樣模糊起來。因此,如果說歷史真的有什麽規律,那麽從實證出發去“發現歷史”比從規範出發去“解讀歷史”無疑是具備優越性的。盡管私以為在社科領域一種徹底的實證是困難的,但不預設立場,不受自己的偏好影響來認識歷史認識現實。雖說“問題在於改變世界”,但如果認識不了世界就無法真的改變世界。第二,研究視角上的意義。過往的研究習慣了看制度、看規定,好像論語裏寫了仁者愛人,中國古代史就真的是一首田園詩,但稍有常識都應該知道“寫滿了吃人二字”才是實際狀況。因此,不拘泥於制度規定,而要看到制度之外的文化規則,要看到制度與文化規則的實際運行,這應該是再簡單不過的道理。而文化的主體是人,一切文化規則都是通過人的行為表現與落實的;對於一個國家、一個朝代來說,最重要的人正是掌控這個國家政權的“人”,也就是“政權主體”。由此,對朝代興替的分析便不再是一個“制度如何規定”的問題,而是一個生動的“政權主體如何”的問題,畢竟歷史本來就不該是死的東西。第三,研究模型上的意義。在確立了政權主體的基礎上,本書建構了統治商數論與限政商數論兩大理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統治能力”與“限政能力”兩大概念,它們與政權主體論一道有效解釋了亂世與治世為何會出現的問題,同時它們還提供了容納各種歷史細節的空間,是在具體的歷史情境下具體的統治能力與限政能力。相比過往的研究或者一味羅列史詩,讓細節成為了流水賬,或者按照需要挑選史實,讓歷史成了任人打扮的花姑娘,這些極具包容性的概念的提出將使得今後的分析也更加客觀有力,也使整套理論更具備生命力。可以說,本書無疑為世界各國政治史乃至當今的政治局面的研究提供了一整套有效而新穎的分析範式。

  但方老師的野心並不止於此,其提出這套分析範式的目的在於揭示治亂循環背後的原理,揭示制度形成背後的原因。在上述分析模式下,中國之所以會有“歷史周期律”,關鍵就在於以君主為代表的政權主體的統治能力因為世襲制的基因悲劇必然遞減,同時“寧有種乎”的觀念決定了皇帝的位子誰都可以坐,並且一種“單一權威信仰”又決定了大家都需要皇帝並且大家也只可能想當皇帝,於是當舊的政權主體倒下後,自然有新的人來充當政權主體,但又會陷入統治能力遞減的慘淡循環中去。當然,書中具體的分析遠比這裏的簡單概括精彩的多。就歷史周期律的解釋來說,本書無疑是極其成功的,分析範式被填滿了史實,整個論證充滿了張力,足見方老師的用心和功底。但是,重新發現歷史周期律只是第一步,如何跳出歷史周期律是不得不解決的問題。方老師對英國的憲政史進行了大量的考察,從而創造性地提出了“限政能力”的概念,來與“統治能力”相對應,簡單來說,一種限政體制能否建立,關鍵就在限政能力能否有效制約統治能力,最終實現政權主體從君主到民眾的改變。這裏必須提及秦暉老師的《走出帝制》一書,因為在“走出帝制”的問題上,相互作為好友的方紹偉老師與秦暉老師的問題意識驚人的一致。本人對《走出帝制》一書的研讀自以為也是不夠的,在有限的認識裏,似乎秦暉老師認為中國歷史一直在進行著周制與秦制,儒家與法家,小共同體與大共同體的鬥爭,清末人們之所以驚嘆的歐美制度,正是因為人們發現所謂三代的理想反而在他們那裏實現了,由此,立憲也好,革命也好,寄托其實是儒家恢復周制的期待,等於說某種憲政的可能一直孕育在中國的文化本能中。不過因為學習對象發生了偏差,錯學了表周實秦的日本,導致恢復周制的努力最終流產。帝制雖然結束了,但從後來的歷史來看,只不過是新的皇帝不叫皇帝了而已。誠如劉瑜所說,“以小共同體精神的萎縮、大共同體精神的張揚來解釋中國啟蒙的失敗,秦暉先生這方面的分析力透紙背。”但是,問題恐怕不在於周秦相爭,因為真正決定歷史走向的從來不是體制上的“治道”問題,而是誰掌握了權力的“政道”問題。更何況三代本來就是一種“政治神話”,儒家的說教是否真正進入過政治實踐也存在疑問(儒表法裏恐怕才是實話),周朝是否真的就孕育著劉仲敬所謂的“貴族精神”或是秦暉老師所謂的“小共同體精神”也是存疑的。因此,將走出歷史周期律的期待放在復辟周制上,其實與儒家千年來搞的那套政治神話沒有區別。更何況,中國特殊的“君威信仰”與“單一權威信仰”的文化心理也決定了中國只有從周走向秦,而沒有過秦走回周。即是說憲政的失敗在於復辟周制的失敗成立,那也應該解讀為中國因為某種制度文化組合的原因而缺少強大的“限政能力”。由此可見,在批評秦暉老師的方面,方老師的這套新理論也可謂“力透紙背”。

  言至於此,也只是對方老師新書的“管中窺豹”,畢竟書中大量的理論與分析筆者無力涉及,而出彩之處眾多,也只得仰仗各位自行品讀。不過,誇獎不是筆者的愛好,而且方老師向來也倡導並鼓勵學術批評。雖有自不量力之嫌,仍有一些不解之處需要提出,僅供思考。

  第一,統治能力的衰退只解釋了政權的崩潰,但專制崩潰後還是專制就必須回答“如何進入”的問題,方老師給出的回答是寧有種乎的觀念、君威信仰以及單一權威信仰的共同作用。但同時,英國專制的崩潰卻可以因為君位信仰和多元權威信仰而出現某種“限權能力”,使得專制逐步妥協。因素當然不止羅列的這些,但問題在於,在如何進入的問題上,方老師的制度文化組合論的觀點似乎等同於一種文化決定論:中國既然是這樣的文化規則,那麽只可能出現朝代循環;英國既然是那樣的文化規則,那麽必然走向君主立憲。方老師曾多次批判劉仲敬過分強調路徑依賴理論是其歷史學功力不夠的體現,但在政權崩潰後的再組織問題上求助於文化心理和行為規則,同時這些文化心理和行為規則也已經完成了行為鎖定,產生了路徑依賴,是否無意中也降低了自身的理論魅力呢?方老師在書中批評了各種史觀,經濟決定論、地理決定論、超穩定系統論以及歷史合力論等等都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這種文化決定論相較這些理論真的具備某種優越性嗎?文化又是怎麽形成的呢?如果文化真的也同規律一樣是“認識到卻被註定”(方老師與秦暉老師在自由意誌的問題上有巨大的分歧),那是不是存在一種民族(國家?)宿命論呢?

  第二,根據政權主體論的邏輯,統治能力必然是政權主體的統治能力,那麽,限權能力又是哪個主體的能力呢?或者說,限權主體究竟是哪些主體?中國古代的君相關系看來不像是一種政權主體與限權主體的關系,朱由檢和李自成也不像是政權主體和限權主體的關系。而方老師列舉了宗教神權作為可以與君權並列的一元權力的限權,那麽在“政教合一”的中國不是根本不存在這種限權的可能?方老師還提到了臣民的“限權”,那為什麽在英國這就是限權,在中國卻體現為“奪權”呢?是不是說只有在存在多種正當性來源的前提下,限權能力才是可能存在的?中國從君主專制走向軍閥獨裁走向黨國體制知道今天的“限任一黨制”是不是某種限權能力的作用?如果是的話那又是誰限了誰的權?在當今的民主體制下,政權主體是全體人民,那還存在某種限權主體嗎?難道說是人民的自我限制嗎?總之,因為限權能力的主體的模糊,導致方老師在回答如何“走出帝制”的問題上出現了解釋力的不足,雖然秦暉老師的回答難以令人信服,但恐怕方老師的理論也需要進一步完善。

  綜上,《持續執政的邏輯》一書開辟了對政治和歷史研究的新方法和新視野,也對中國的“歷史周期律”問題作出了一個精彩的回答,這是方老師二十年磨一劍的重大成果。然而,在制度變遷的問題上,限政能力概念所透露的文化決定論(宿命論)傾向與主體模糊的問題使得限政商數論的解釋力仍非盡善盡美。當然,方老師在此書中所展現的對宏大敘事的控制能力,對歷史和文化細節的把握能力,對理論範式的建構能力以及對各種問題的敏銳度都值得反復稱道。雖然經歷了改名風波,但將此書的出版視為學界一件大事幸事並不為過,甚至更增加了些傳奇色彩。

  最後,能夠讀到此書,並且五年來有幸與方老師探討諸多問題,請允許我再次表達最誠摯的謝意!

  李樂齊

  2016.4.4於南京九龍湖

(責任編輯:孔令孜 HB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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