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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位皇帝該為清朝的制度性腐敗 負最大的責任?

2016-10-20 07:15:07 書問  張宏傑

  近日頻頻曝出貪腐高官被判重刑的消息,在社會上大快人心。張宏傑先生在其作品《頑疾:中國歷史上的腐敗與反腐敗》提到:“歷史是連續的,今天的中國社會,在物質層面上已經與傳統社會面目全非,但是權力結構的基盤,仍然保持著強大的慣性。腐敗,僅僅是投射這個權力結構的一個入口。”作為離當下最近的一個古代專制王朝——滿清,在腐敗和反腐敗方面長期拉鋸。清朝反腐有哪些制度性失誤?其源頭又在哪裏?

哪位皇帝該為清朝的制度性腐敗 負最大責任?

  康熙應該對清代的制度性腐敗負最大責任

  專制集權制度的特點是自私而短視。經過多年的財政集權,中央官員享受到了財政集中的好處,不願意再把已經到手的財權拱手送交回地方。

  康熙皇帝最大的錯誤是在他漫長的統治期內,將一項極不合理的財政安排固化,形成了制度。如果我們承認清代的腐敗是一種制度性腐敗的話,那麽導致腐敗的制度安排,主要是在“千古明君”康熙任內完成的。

  清代的陋規體系,是在康熙一朝發展成熟的。

  康熙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個人魅力的君主之一。晚清名臣曾國藩和郭嵩燾的日記當中,都有夢到聖祖的記載。這一方面說明在晚清國勢陵夷之際,朝臣潛意識當中盼望再出現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另一方面也可見康熙皇帝在漢族士大夫心目中有著不同於其他清代帝王的獨特地位。為什麽康熙皇帝如此受到後世臣民的景仰呢?因為他除了治國雄才之外,還有很突出的人格魅力。

  康熙也許是中國古代情商最高的一位皇帝,至少可以和李世民並列。他天性善良,很善於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所以康熙朝的君臣關系處理得非常有人情味兒。

  康熙二十年(1681年),皇帝按慣例宴請大臣。“大宴群臣”,這個場面從字面上看起來很歡樂,實際上氣氛往往是一片肅殺,因為大臣們在皇帝面前當然都戰戰兢兢,生怕失儀,飯吃得沒滋沒味。康熙考慮到這一點,開席前決定自己不參加此次宴會,並傳旨要求大臣們不必拘束,每個人都要多喝一點:“今日宴集諸臣,本當在朕前賜宴,因人眾,恐恩澤未能周遍,故不親蒞。諸臣可暢飲極歡,毋拘談笑,以負朕意。”結果當天大臣們果然都喝醉了,“諸臣無不沾醉”。也許是因為高高在上感覺太孤獨,康熙非常願意主動打破尊卑界限,拉近君臣距離。康熙二十一年,他曾邀請大臣們到中南海裏垂釣,而且宣布,大家可以把釣到的魚帶回家,讓孩子老婆嘗嘗鮮:“今於橋畔懸設罾綱,以待卿等遊釣。可於奏事之暇,各就水次舉網得魚,隨其大小多寡攜歸邱舍,以見朕一體燕適之意”。 康熙四十七年,他在外巡行的時候,專門請隨行的大臣們到他的行宮裏面參觀瀏覽,囑咐他們“隨意遍觀,勿拘形跡”,有時還親自做起導遊:“遇名勝處,輒親賜指示,諸臣得一一見所未見”。後人提起康熙,最先想到的兩個字也許是“寬仁”。是的,康熙胸懷仁厚,他常說:“天下當以仁感,不可徒以威服”。他非常期望能與臣下建立起一種類似朋友家人的親密感情,“君臣上下如家人父子”。能得到臣子發自內心的感激與擁戴,使天下臣民“遐邇上下傾心”,對他來講是一種不可代替的精神享受。

哪位皇帝該為清朝的制度性腐敗 負最大責任?

  康熙的寬仁與他的孫子乾隆不同。乾隆初政之時,雖然也標榜“為政寬仁”,但是他的“寬仁”,很多時候是模仿出來的,強矯出來的。在骨子裏乾隆是一個高己卑人、挑剔刻薄的人。而康熙的“寬仁”,除了策略考慮,更基於他的天性。康熙是一個非常容易動感情的人,晚年他見到大臣請求退休的疏章,經常非常不舍,“未嘗不為流涕”。我們今天讀康熙史料,也經常能從字裏行間感受到他內心深處散發的濃濃善意。大臣李光第生病,康熙批示他去泡溫泉療養,還再三叮囑他要註意的種種細節:“坐湯之後飲食自然加些,還得肉食培養,羊牛雞鵝魚蝦之外無可忌,飲食愈多愈好,斷不可減吃食”。7在其後的朱批中又不斷告誡他各種忌諱:“爾漢人最喜吃人參,人參害人處就死難覺。”“飲食中留心,生冷之物不可食。”其言之諄諄,誠如“家人父子”。康熙的仁慈,不僅限於對待大臣,也表現在他對待民眾的態度當中。比如有一年北京天氣炎熱,康熙特意發布指示,要求改善獄中犯人的待遇:“有罪之人拘系囹圄,身被枷鎖,當茲盛暑恐致疾疫,軫念及此不勝惻然,應將在京監禁罪囚少加寬恤,獄中多置冰水以解酷暑,其九門鎖禁人犯亦著減其鎖條,至枷號人犯限期未滿者暫行釋放,候過暑時照限補滿”。 這些材料讀來,都很讓人感動。

  然而,很少有人註意到,雄才大略、心地善良的康熙,在反腐上卻寫下了諸多敗筆。正是他,奠定了有清一代制度性腐敗的基礎。

  康熙一朝在反腐懲貪方面的第一個錯誤,是力度不夠。和所有明君一樣,康熙皇帝當然痛恨貪汙腐敗,也進行過多次吏治整頓。

  但是康熙整頓吏治有兩個局限,一是只搞集中的運動式反腐,未能持之以恒。另一個是懲治貪腐的力度太弱。康熙統治六十年期間,曾經進行過兩次規模較大的反腐運動。第一次從是康熙十八年到康熙二十六年。

哪位皇帝該為清朝的制度性腐敗 負最大責任?

  清代的腐敗,並非起自中期以後。事實上,腐敗是傳統王朝終生攜帶無法治愈的病毒,往往在王朝初生之時,就已經有非常明顯的癥狀。早在順治年間,很多地方官員就已經“貪汙成習”,以致“百姓失所”。所以當時有大臣上疏說,“今百姓大害莫過於貪官蠹吏”。康熙登基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