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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位皇帝該為清朝的制度性腐敗 負最大的責任?

2016-10-20 07:15:07 書問  張宏傑

  近日頻頻曝出貪腐高官被判重刑的消息,在社會上大快人心。張宏傑先生在其作品《頑疾:中國歷史上的腐敗與反腐敗》提到:“歷史是連續的,今天的中國社會,在物質層面上已經與傳統社會面目全非,但是權力結構的基盤,仍然保持著強大的慣性。腐敗,僅僅是投射這個權力結構的一個入口。”作為離當下最近的一個古代專制王朝——滿清,在腐敗和反腐敗方面長期拉鋸。清朝反腐有哪些制度性失誤?其源頭又在哪裏?

哪位皇帝該為清朝的制度性腐敗 負最大責任?

  康熙應該對清代的制度性腐敗負最大責任

  專制集權制度的特點是自私而短視。經過多年的財政集權,中央官員享受到了財政集中的好處,不願意再把已經到手的財權拱手送交回地方。

  康熙皇帝最大的錯誤是在他漫長的統治期內,將一項極不合理的財政安排固化,形成了制度。如果我們承認清代的腐敗是一種制度性腐敗的話,那麽導致腐敗的制度安排,主要是在“千古明君”康熙任內完成的。

  清代的陋規體系,是在康熙一朝發展成熟的。

  康熙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個人魅力的君主之一。晚清名臣曾國藩和郭嵩燾的日記當中,都有夢到聖祖的記載。這一方面說明在晚清國勢陵夷之際,朝臣潛意識當中盼望再出現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另一方面也可見康熙皇帝在漢族士大夫心目中有著不同於其他清代帝王的獨特地位。為什麽康熙皇帝如此受到後世臣民的景仰呢?因為他除了治國雄才之外,還有很突出的人格魅力。

  康熙也許是中國古代情商最高的一位皇帝,至少可以和李世民並列。他天性善良,很善於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所以康熙朝的君臣關系處理得非常有人情味兒。

  康熙二十年(1681年),皇帝按慣例宴請大臣。“大宴群臣”,這個場面從字面上看起來很歡樂,實際上氣氛往往是一片肅殺,因為大臣們在皇帝面前當然都戰戰兢兢,生怕失儀,飯吃得沒滋沒味。康熙考慮到這一點,開席前決定自己不參加此次宴會,並傳旨要求大臣們不必拘束,每個人都要多喝一點:“今日宴集諸臣,本當在朕前賜宴,因人眾,恐恩澤未能周遍,故不親蒞。諸臣可暢飲極歡,毋拘談笑,以負朕意。”結果當天大臣們果然都喝醉了,“諸臣無不沾醉”。也許是因為高高在上感覺太孤獨,康熙非常願意主動打破尊卑界限,拉近君臣距離。康熙二十一年,他曾邀請大臣們到中南海裏垂釣,而且宣布,大家可以把釣到的魚帶回家,讓孩子老婆嘗嘗鮮:“今於橋畔懸設罾綱,以待卿等遊釣。可於奏事之暇,各就水次舉網得魚,隨其大小多寡攜歸邱舍,以見朕一體燕適之意”。 康熙四十七年,他在外巡行的時候,專門請隨行的大臣們到他的行宮裏面參觀瀏覽,囑咐他們“隨意遍觀,勿拘形跡”,有時還親自做起導遊:“遇名勝處,輒親賜指示,諸臣得一一見所未見”。後人提起康熙,最先想到的兩個字也許是“寬仁”。是的,康熙胸懷仁厚,他常說:“天下當以仁感,不可徒以威服”。他非常期望能與臣下建立起一種類似朋友家人的親密感情,“君臣上下如家人父子”。能得到臣子發自內心的感激與擁戴,使天下臣民“遐邇上下傾心”,對他來講是一種不可代替的精神享受。

哪位皇帝該為清朝的制度性腐敗 負最大責任?

  康熙的寬仁與他的孫子乾隆不同。乾隆初政之時,雖然也標榜“為政寬仁”,但是他的“寬仁”,很多時候是模仿出來的,強矯出來的。在骨子裏乾隆是一個高己卑人、挑剔刻薄的人。而康熙的“寬仁”,除了策略考慮,更基於他的天性。康熙是一個非常容易動感情的人,晚年他見到大臣請求退休的疏章,經常非常不舍,“未嘗不為流涕”。我們今天讀康熙史料,也經常能從字裏行間感受到他內心深處散發的濃濃善意。大臣李光第生病,康熙批示他去泡溫泉療養,還再三叮囑他要註意的種種細節:“坐湯之後飲食自然加些,還得肉食培養,羊牛雞鵝魚蝦之外無可忌,飲食愈多愈好,斷不可減吃食”。7在其後的朱批中又不斷告誡他各種忌諱:“爾漢人最喜吃人參,人參害人處就死難覺。”“飲食中留心,生冷之物不可食。”其言之諄諄,誠如“家人父子”。康熙的仁慈,不僅限於對待大臣,也表現在他對待民眾的態度當中。比如有一年北京天氣炎熱,康熙特意發布指示,要求改善獄中犯人的待遇:“有罪之人拘系囹圄,身被枷鎖,當茲盛暑恐致疾疫,軫念及此不勝惻然,應將在京監禁罪囚少加寬恤,獄中多置冰水以解酷暑,其九門鎖禁人犯亦著減其鎖條,至枷號人犯限期未滿者暫行釋放,候過暑時照限補滿”。 這些材料讀來,都很讓人感動。

  然而,很少有人註意到,雄才大略、心地善良的康熙,在反腐上卻寫下了諸多敗筆。正是他,奠定了有清一代制度性腐敗的基礎。

  康熙一朝在反腐懲貪方面的第一個錯誤,是力度不夠。和所有明君一樣,康熙皇帝當然痛恨貪汙腐敗,也進行過多次吏治整頓。

  但是康熙整頓吏治有兩個局限,一是只搞集中的運動式反腐,未能持之以恒。另一個是懲治貪腐的力度太弱。康熙統治六十年期間,曾經進行過兩次規模較大的反腐運動。第一次從是康熙十八年到康熙二十六年。

哪位皇帝該為清朝的制度性腐敗 負最大責任?

  清代的腐敗,並非起自中期以後。事實上,腐敗是傳統王朝終生攜帶無法治愈的病毒,往往在王朝初生之時,就已經有非常明顯的癥狀。早在順治年間,很多地方官員就已經“貪汙成習”,以致“百姓失所”。所以當時有大臣上疏說,“今百姓大害莫過於貪官蠹吏”。康熙登基後,地方腐敗較順治時又有所加重,有的地方官員盤剝百姓過甚,導致民眾大批逃亡:“大吏朘削卑官,卑官虐害軍民,濫行科派。脂膏竭盡,甚至逃亡”。親政之後不久康熙皇帝曾經批評當時的吏治情形說:“貪官汙吏,刻剝小民,百端科派,多加火耗,且賄賂公行。道府庇而不舉,督撫知而不奏。吏治益壞,盜賊益多,民生益促,皆由督撫納賄徇情所致”。但是親政之後的十多年裏,康熙忙於處理平定三藩等緊急事務,沒能騰出手來整頓吏治。

  康熙十八年七月,北京發生了一場破壞力極強的大地震,“城垣坍毀無數,自宮殿以及官廨、民居,十倒七八”11。紫禁城中的養心殿、乾清宮等核心建築都有不同程度的損壞。傳統時代,地震一般都被視為上天震怒的表示,康熙皇帝也非常惶恐,他認真反省自己即位以來為政得失,認為現在最大的缺失是吏治不清。他立刻下了一道罪己詔:

  地忽大震,皆因朕躬不德,政治未協,大小臣工弗能恪共職業,以致陰陽不和,災異示儆。到了這一年,康熙已經親政十二年了,雖然一直沒能騰出手來懲貪,但是對吏治他已經關註很久,各地林林總總的腐敗現象早已令他觸目驚心。到了這一年,平定三藩已經取得決定性勝利,戰爭不再是頭號政治任務,所以他借著這次“上天示警”,搞了任內第一次大規模的“懲貪倡廉”運動。

  他首先出重手懲處貪官。山西官場官風不正,巡撫穆爾賽“名聲不佳”,康熙早有耳聞,派人前往調查,訪得此人貪汙入己的實據,處以斬監候(類似於後世的死緩)。湖廣巡撫張汧“蒞任未久,黷貨多端”,想盡辦法撈錢,“甚至漢口市肆招牌,亦指數派錢”,被康熙處以絞監候。廣東巡撫金俊侵吞尚之信罰沒入官的家產,此外還侵吞兵餉,被康熙直接處以極刑。在厲行懲貪的同時,康熙皇帝還大力“獎廉”。康熙皇帝說,在整頓吏治這件事上,獎勵和懲罰一樣重要,“治天下以懲貪獎廉為要,廉潔者獎一以勸眾,貪婪者懲一以儆百”。所以他提拔於成龍為直隸巡撫、兩江總督,表揚其為“清官第一”,其後又擢用“居官清廉”的小於成龍為直隸巡撫,重用湯斌為江蘇巡撫,希望通過“樹立典型”的方式來帶動官場風氣的好轉。

這個階段是康熙一生整頓吏治力度最大的時期。

  這個階段是康熙一生整頓吏治力度最大的時期。

  不過和後來的雍正、乾隆時期比起來,康熙一生所殺貪官寥寥無幾,震懾力度遠遠不夠。而且他還沒有把這種反腐的高壓態勢一直保持下去,到了康熙二十六年,康熙感覺官場貪風已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壓制,就不動聲色地停止了這項運動。

  為什麽康熙皇帝反腐沒有進行到底呢?這與他的政治哲學有關。康熙皇帝一生的政治哲學,可以概括為“中正和平”四個字。對這四個字,康熙曾經作過這樣的闡釋:“ 凡人於事,貴能中正和平。能合乎中,即是合理。唯中為難得,得中,則諸德悉備矣”。所謂“中正和平”,換句話說,就是凡事都講個度。體現在對官員上,就是懲罰整頓適可而止,“不為已甚”。康熙講求“中正和平”之道,既是他研習理學的心得,也是他研究中國歷史得出的結論。戰亂初息,他效仿漢初,奉行“中正和平”,“與民休息以愛養百姓”,培養國家元氣,自然是正確的,大清王朝因此也出現了“天下粗安,四海承平”的局面。但是他在吏治問題上也采取“和平”之道,顯然是錯誤的。康熙熟讀中國歷史,他相信腐敗是這片土地上一種不可能徹底治愈的病癥,任何朝代都只能“帶病生存”。所以他對腐敗沒有采取“零容忍”的態度。換句話說,腐敗在任何國家都無法“根治”,關鍵要控制到民眾允許的程度的理念,導致了他反腐的不徹底。

  同時,康熙反腐提前收手,也與他的性格特點有關。康熙是一個非常“好名”的皇帝,他一心要做一個唐太宗那樣的千古明君,在歷史上留下一個完美的形象,所以他講究“君使臣當以禮”,非常註意維護官員體面。他曾經說,“朕於大臣官員務留顏面,若不然,則諸臣何能堪耶?”16 康熙三十年(1691年)他曾經專門下詔,闡述自己以寬仁治國的理念,表示要“與中外臣民共適於寬大和平之治”,說他對大小諸臣“鹹思恩禮下逮,曲全始終,即或因事放歸,或罹咎罷斥,仍令各安田裏,樂業遂生”。有這個原則做基調,他的反腐只能“適可而止”。不徹底的吏治整頓,註定收效短暫。康熙皇帝不知道,清代文臣的群體性格已經與唐太宗的時代大大不同,皇帝的尊重,不一定能換來百官的盡心。在這次懲貪運動結束僅僅十年之後,康熙皇帝親征噶爾丹,一路經過山西、陜西、寧夏等地,發現這些地方百姓生活非常艱難,也聽到了地方上關於官府橫征暴斂、貪汙受賄的大量傳聞,這讓他深為觸動。他完全沒想到,腐敗現象在基層政府已經發展得這樣普遍。康熙三十六年(1697 年)五月十六日,即征討噶爾丹凱旋的第二天,他就發下諭旨說:“ 頃由大同歷山西、陜西邊境,以至寧夏,觀山陜民生,甚是艱難。交納錢糧,其火耗有每兩加至二三錢不等者,……至於山西,特一小省,聞科派竟至百萬,民何以堪?”他說,究其原因,一是“大小官吏不能子愛小民”,“更恣橫索”; 二是各地官員以辦理軍需為名,“借端私征,重征火耗”; 三是督、撫、布政使等官“不仰體朝廷恤民至意,糾察貪汙,反多瞻徇曲庇,因而人役無所忌憚,擅作奸弊”。 看來貪腐確實已經到了不治不行的程度了。康熙下定決心,要以打噶爾丹戰役的勇氣來徹底整頓一次吏治。他說:“ 今噶爾丹已平,天下無事,唯以察吏安民為要務。……朕恨貪汙之吏更過於噶爾丹,此後澄清吏治如圖平噶爾丹則善矣! ”

  說到做到,康熙確實立刻開始了一場治吏“戰爭”。當月他就下令逮捕“服官汙濁,朘削小民”以致激起蒲州民變的山西巡撫溫保及布政使甘度,並下諭宣稱“此等貪官不加誅戮,眾不知警!”康熙三十七年(1698 年),康熙又派刑部尚書傅臘塔、左都禦史張鵬翮親往陜西,審理因當地官員“侵蝕貧民”導致的財政虧空案。

  但是,康熙掀起的第二次反腐風暴,雷聲大雨點小,這兩個大案的最終處理結果,都遠較民眾的期望為輕。雖然當初宣稱要對貪官加以誅戮,但是最後康熙還是宣布山西官員“溫保、甘度已經革職,從寬免死”。陜西的侵蝕虧空案,最後涉案總督吳赫、巡撫黨愛等大員也僅被處以革職、降級處分。

  運動之所以進行得虎頭蛇尾,是因為掀起這次反腐運動的時候,康熙皇帝已經年過四十,已經過了創業期,進入守成期。人到中年,性格和觀念往往更趨保守和寬容。康熙的統治思路由早年的積極進取,變成了“不生事”, “不更革”,所以這次運動到康熙四十二年就基本停止了。在此之後他再也沒有大張旗鼓地整頓過吏治。

  在康雍乾三帝當中,康熙皇帝的懲貪力度是最弱的。康熙晚年官場風氣大壞與此直接相關。

書名頑疾
書名頑疾

  作者張宏傑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定價48元

(責任編輯:李瑩 HN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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