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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為什麽不會統治世界?

2016-11-01 06:30:00 和訊網 

中國為什麽不會統治世界?

  內容簡介

  "很多人認為中國的崛起正在試圖改變現有的全球秩序。然而,如同許多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中國現在置身於一種以自由貿易和美國控制為特點的全球秩序中。作者孔誥烽通過歷史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的前沿分析,詳盡地論述了各種利益競爭和經濟現實,從而緩解了所謂的正在阻礙整個全球南部增長的“中國霸權夢” 這一論調。

  孔誥烽還在書中重點討論了四個常識性的概念錯誤:中國作為另外一種經濟增長模式將會破壞正統觀念;中國強烈地改變了東方和西方的權利關系;中國有能力替代美國成為全球霸權;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中國經濟發展將能恢復全世界的財富。

  本書提出中國的發展需要依靠現有的國際秩序,中國精英們的利益也在維系這些聯系。未來中國雖然在觀念上會變得更加堅定和自信,但在能力上仍然顯得有限。

  前言:

  1769年,法國哲學家伏爾泰曾寫道:“在中國,一切都由各大政府部門決定,它們相互制約,其擬任職的官員只有通過嚴格的審查之後才會被任用……在這樣的執政環境下,當朝天子幾乎不能武斷地使用權力……在那裏,人們的生命、榮耀和福祉都被國家法律所保護……當我們的歐洲貴族們聽到這些的時候,他們是會欣賞還是會臉紅呢?最重要的是他們要去模仿。”從今天的視角來看,伏爾泰關於中國的理想化描述看起來似乎有點兒滑稽。

  歐洲啟蒙運動時期,也有一些輕視中國哲學家,其觀點中存在很多對中國的曲解。例如,康德曾說,“美德和道德這些概念從來沒有進入中國人的腦海中”;而黑格爾也曾斷言,“中國人只對宗教祭祀和禮儀規矩有高度的興趣”。

  這些歐洲啟蒙運動時期的哲人對中國帶有傳奇化或是種族主義的觀點,不能僅僅歸因於他們缺乏對早期中國的了解。因為早期的遊客、商人和傳教士都對當時中國的現狀有非常明確的記載。而且這些記載至今仍然被認為是對早期中國王朝的嚴謹記錄。啟蒙運動者對中國的曲解更多地反映了當時歐洲的政治情況。在中國“藝術風”盛行時期(chinoiserie),歐洲陶醉於中國的經濟繁榮和內部和平,這些啟蒙運動者將中國作為他們思辨的工具。伏爾泰是專制制度的強烈擁護者,他支持專制君主腓特烈大帝(Frederik the Great,普魯士國王)並視之為進步力量。他將中國描繪成專制主義最成功的典範。但是,許多啟蒙時期激進的哲學家更深信公民主權,並把中國抨擊為處於黑暗中的國家,認為中國處在專制制度下,社會和文化中存在普遍的腐敗現象。

  盡管目前有很多關於中國的信息和報道,但是這個經濟上已經崛起並且在政治影響上引起西方廣泛關註的國家,依然會因為西方部分作者所持有的政治立場不同,而使其形象在西方比較主流的學術性著作中被曲解。也有一些西方作者使用強勢、完美、極端不同的中國形象來支持他們批判西方經濟和政治系統的腐敗和低效。

  伏爾泰和黑格爾關於中國的論調對於中國國內的發展幾乎沒有直接影響(盡管這些言論後來被用以維護西方帝國主義侵略的合法性)。當今世界的聯系更為緊密,全球知識體系中的西方霸權言論仍然持續存在。盡管會受到中國政府機構的審查,但是西方關於中國的言論依舊在快速地進入中國,並對中國的自我認知產生了兩方面影響:一方面,中國的保守勢力從來都毫不掩飾地采用西方對於“中國模式”的褒獎以捍衛中國的現狀;另一方面,很多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則毫無批判地接受西方對於中國的偏見,號召“全盤西化”,甚至把西方無情的幹涉看成是改革動力。

  與中國發展相符、真實且完整的理性言論盡管會給讀者呈現中國復雜的一面,但只有這樣,才有助於西方政府制定出更合理和清晰的對華政策,也有利於在中國國內形成積極的言論。撰寫以中國為主題的著作時,作者們不可避免地受到不同觀點和評論的影響,但是,以當前中國經濟繁榮為題材來構築一個與事實相符且真實的論著,並不意味著要假裝對現有的事件不帶任何個人的偏好。當然,僅憑作者的觀點和政治立場來影響相關證據的搜集和分析也是不合理的。

  作為一名在香港出生和成長的美國學者,我對中國當然有著自己的看法。我的家族史和我個人的發展都與中國緊密相連。我的外公作為一名學者參加過抗日戰爭,早年出於對中國共產黨執政的高度期望,他於1949年帶領全家老小從香港遷回廣州,投身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中。1957年初,也就是新中國領導人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時期,他由於不合時宜地批判了蘇聯而被下放到農村,並在農村度過了他大部分的余生。鄧小平同誌復出後,他得到平反,但不久就去世了。我母親在1958年獨自一人回到香港與那裏的親戚住在一起。但是我的叔叔和阿姨依舊留在大陸,並且經歷了“文革”。我總能感受到從母親和祖父那裏傳承下來的,對於正義和知識的渴望。我的知識觀的初步形成就是源自母親家族中發生的故事,源自母親對童年的懷舊,源自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各種社會運動,以及香港回歸前夕當地的學生運動。與此同時,我的親戚們成為了中國繁榮的受益者,他們把其所得當成是那個動蕩不安的時代對他們的補償。

  我個人的經歷讓我對中國,以及處於中國巨人影子下的其他亞洲國家感到擔憂、好奇和關切。我運用在社會學科所習得的概念和分析工具來更好地理解這個世界,這些經歷引導我從事了兩個主要的研究項目,並且成就了我迄今為止的研究成果。首先,我通過對現代和當代時期的批判來描繪中國政治現代化的起源和細節。這個研究的主要成果是《中國特色的斷言》(Chinese Characteristics,2011)。其次,我主要探究中國經濟繁榮的根源,揭示其核心動力,並探究中國經濟復蘇在全球範圍內的影響。本專著就來源於此研究。

  我對中國政治經濟繁榮的研究始於在印第安納大學工作學習期間。最初的努力得益於我出色的同事們——他們是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所提供的真知灼見,特別是斯科特•肯尼迪(Scott Kennedy)和伊桑•邁克遜(Ethan Michelson)。我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以後,我的導師和同事,包括喬瓦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喬爾•安德裏亞斯(Joel Andreas)、梅爾清(Tobie Meyer-Fong)、比爾•羅依(Bill Rowe)、貝弗莉•西爾韋(Beverly Silver)和蔡欣怡(Kellee Tsai),都幫我將研究置於歷史性和比較情景的分析之中。

  關於這個研究的一部分內容,我在不同的地方做過演講,包括馬裏蘭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紐約州立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的討論會、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社會理論和比較歷史學中心的研討會、耶魯大學關於歷史與文化和社會的研討會、西北大學的亞太政治討論會、耶魯大學的比較研究研討會、巴西聯邦德聖卡塔琳娜州大學的國際關系和社會主義經濟中心研討會、布朗大學沃森研究所的“中國年”討論會、香港法國中心關於當代中國研究的講座、南加州大學中國經濟大會、賓州州立大學“全球亞洲”會議、英國布裏斯托爾大學的“中國崛起”大會、多倫多約克大學“全球資本主義危機”會議、印度加爾各答大學的加爾各答研究發展學院的“中印比較”國際研討會、巴西裏約熱內盧舉辦的金磚四國研討會、莫斯科俄羅斯總統社科院國民經濟和公共管理蓋達爾論壇以及一些新學校關於印度和中國的經濟研討會。這些會議和報告以及聽眾的評價和建議幫助我完善了論據。我也要感謝芝加哥大學北京中心和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所提供的至關重要的學習氛圍。這些資料和經歷在2013年夏天我訪問中國人民大學以及2014年夏天訪問新加坡時逐步成為我的手稿,那些夏天快樂而又富有成果。

  特別感謝:佩裏•安德森(Perry Anderson)、羅比•巴奈特(Robbie Barnett)、鮑勃•布雷內(Bob Brenner)、羅伯特•巴克利(Robert Buckley)、阿米亞•巴格奇(Amiya Bagchi)、邁克爾•布湯維(Michael Burawoy)、常家墩(Gordon Chang)、尼斯•科瑞夫(Nitsan Chorev)、帕特裏克•切瓦尼(Patrick Chovanec)、約瑟•毛裏•多明戈(Jose Mauricio Domingues)、鄧國聲(Deng Guosheng)、阿裏夫•德裏克(Arif Dirlik)、普瑞森•杜瓦拉(Prasenjit Duara)、馮仕正(Feng Shizheng)、馬克•福瑞澤(Mark Frazier)、愛德華•弗裏德曼(Edward Friedman)、伊萊•弗裏德曼(Eli Friedman)、托馬斯•戈爾德(Thomas Gold)、傑克•斯通(Jack Goldstone)、傑夫•漢德森(Jeff Henderson)、黃平(Huang Ping)、比爾•赫斯特(Bill Hurst)、鮑勃•卡普(Bob Kapp)、伊麗莎白•科爾(Elisabeth Kol)、帕特克•科茲涅瓦茨(Patricio Korzeniewicz)、李靜君(Ching Kwan Lee)、丹尼爾•林克(Daniel Lynch)、吉姆•邁赫尼(Jim Mahoney)、裏歐•帕尼奇(Leo Panitch)、邁克爾•貝蒂斯(Michael Pettis)、西德尼•瑞特博格(Sidney Rittenberg)、莫瑞•魯賓遜(Murray Rubinstein)、馬克•賽爾頓(Mark Selden)、史宗瀚(Victor Shih)、道斯•翰林格(Dorothy Solinger)、斯貝斯坦•沃格(Sebastian Veg)、傑夫•沃斯姆(Jeff Wasserstrom)、溫鐵軍(Wen Tiejun)、趙鼎新(Zhao Dingxin)對本書提出的見解。非常感謝張紹華(Zhan Shaohua)、王英遙(Wang Yingyao)、莉莉•墨菲(Lily Murphy)、黃玲麗(Huang Lingli)提出的建議和對研究的幫助。感謝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編輯安妮•路騰(Anne Routon)對本書的支持。與我之前在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的另一本書一樣,本書的出版同樣得益於她的文化品位和編輯建議。我也要感謝艾米•萬斯特(Amy Vanstee)和安妮•阿爾瓦(Annie Barva)對手稿所做的文字編輯工作。

  我的生活伴侶贏慧(Huei-Ying)給予我極大的鼓勵、自信心和批判精神,這些都促使我完成專著。她總是提醒我,時刻保有最初選擇社會科學研究的情懷。書中任何幼稚的觀點和缺陷都逃不過她的法眼。我們的孩子們——亨利(Henry)和海莉婭(Helia),伴隨著我寫這本書而茁壯成長。他們對知識的熱情也時刻提醒我要保持好奇和敏銳,而不至於落後。我希望他們對自己無意中做過貢獻的這本書感到驕傲。

  《中國為何不會統治世界》;【美】孔誥烽(Ho-fung Hung)著,沈莉譯;定價:48元 ISBN:978-7-5086-6587-0 中信出版集團 2016年11月出版

(責任編輯:李瑩 HN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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