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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債危機陰影下的德國 將會選擇進還是退?

2016-11-17 06:40:00 和訊網 

  進退維谷 歐債危機陰影下的德國

  歐債危機中,一枝獨秀的德國被推向歐洲主導位置,陷於兩難境地:一方面,德國若不願救助重債國家,會遭到不願承擔責任的指責;另一方面,德國若是稍許展示自己的“肌肉”,為歐債危機的應對定調,即被認為德國企圖主宰歐洲。基於德國的經濟實力和歷史責任,“只做一個正常國家”已成空想……

    德國復蘇

  如今,歐洲問題再次成為德國問題,人們擔心的是德國的需求與顧慮,以及德國可能做出或者不會做出哪些舉動。這個問題在歐洲由來已久,並與歐洲最古老的問題相伴相生:下一場戰爭將在何時何地爆發?不可否認,德國的統一讓歐洲陷入了31年的風雨飄搖之中。隨後,在長達45 年的時間裏,德國被一分為二,歐洲才得以擁有和平。現在,德國不僅再次統一,而且是歐洲最強大的國家之一。如果歐盟運轉失靈,合作機制崩潰,人們不禁要懷疑,曾經同室操戈的歐洲是否會回到從前的狀態。

  1945 年,人們一度以為,德國不會再次強大起來。但如今德國即使不是歐洲最強大的國家,至少也是其中之一。我們需要考慮的是,這對歐洲乃至整個世界意味著什麽。當然,今天的德國與阿道夫•希特勒時代的德國不能相提並論。因為德國的軍事力量十分有限,其內在信仰和原則也深受憲法和民主的制約,但這無法改變德國的實力目前在歐洲首屈一指的事實。對歐洲來說,德國所作的決定和采取的行動將比其他國家產生更深遠的影響。

  這個新的角色無疑不適合德國。德國在1871 年統一後,一度改變了歐洲的運作方式,在歐洲平原的中心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富於創造性的不穩定力量。早在歐洲文明發源之初,萊茵河以東的日耳曼部落就限定了羅馬帝國的界限。這些部落分布在阿爾卑斯山以北,萊茵河以東,其東部邊界尚不明確,但實力不容小覷。

  1871 年,以普魯士為核心的德國已經發展成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而不只是一個由數十個州組成的政權。從此以後,德國三度成為政治經濟強國。1871 年,統一後的德國在戰爭中大敗法國,重新劃定了歐洲的界限。1918 年,在“一戰”中受挫後,德國東山再起,最終導致納粹黨上臺。1945 年,德國再次崛起,東德和西德於1990 年宣布合並。德國從分裂中產生,屢戰屢敗但屢敗屢戰,一再崛起,如今的它不再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國家,而是歐洲的主導力量。其中部分原因在於德國的地形。歐洲的歷史表明,任何位於歐洲平原北部正中央的國家都不容忽視,無論該國江山一統還是一盤散沙,例如神聖羅馬帝國時期的德國。如今,德國再次崛起成為歐洲強國,進而引發了更為復雜的問題。1945 年,幾乎沒有人能夠預見,德國在進入21 世紀後會如何發展,而少數擁有先見之明的人也將極為驚恐。

  我們不得不再次談論德國這個歐洲不可或缺的國家,談論德國所制造和解決的問題,談論德國在歐洲的領導地位以及其他國家對它取得該地位的怨恨之情。在討論這一切有何意義之前,我們不妨考慮一下,為什麽會出現這種情況,尤其是為什麽自1871 年後,盡管德國屢逢劫難,但仍然能夠再次崛起。德國的情況不禁讓人聯想起位於俄羅斯東南方的日本。當德國統一後開始蒸蒸日上之時,日本也完成了統一,並迅速發展。相比德國,日本的自然資源更加匱乏,對現代戰爭更加缺乏歷練。然而令人驚異的是,1905 年,日本利用英國制造的戰艦和德國建立的軍隊打敗了俄國海軍。“二戰”前,日本已經成為東亞地區最大的經濟和軍事強國。就像德國一樣,日本在壓力下急速發展,但其基礎無疑更為薄弱。同樣,日本也曾訴諸戰爭手段,試圖矯正地區的不平衡狀態。與德國一樣,日本在戰爭中遭到了嚴重破壞,幾乎沒有恢復元氣的可能。日本與德國同時卷土重來,前者甚至成為全球第三大經濟強國。“二戰”期間,日本遭到的破壞遠比蘇聯、英國和法國嚴重,但這幾個同盟國在取得勝利後,其發展狀況反而不如日本。

  有鑒於此,與其質疑“為什麽會是德國”這個問題,不如擴大範圍去思考“為什麽會是德國與日本?”顯然,德國並非獨一無二。一些國家實現統一的時間相對較晚,德國只是其中之一。此外,德國完成工業化的時間也晚於其他國家。19 世紀末,日本和德國都完成了統一,隨後兩國的經濟開始突飛猛進。因此,它們急需原材料,以發展新興工業。但兩國的發展都受到強國的制約,而其他強國實現統一和工業化的時間要早於它們。為了確保能夠獲得原材料和市場,日本和德國都訴諸戰爭。雖然都曾遭受嚴重打擊,但戰後兩國的經濟在一代人的時間裏迅速復蘇,只有軍事實力較為薄弱。有趣的是,與德日大致在同時期完成統一的意大利,雖然遭到戰爭破壞的程度較輕,但其工業化過程較為緩慢,也未能獲得與德日相當的重要地位。

  德國與日本的工業革命都受到了國家的鼓勵,甚至由政府實施。當然,這些都是外部力量推動的結果。普魯士人希望在統一後吞並英國和法國,因此迅速完成工業化尤為關鍵。當日本遭遇美國的堅船利炮,看到英國在中國所做的一切,它深刻地意識到,假如日本不能實現統一、完成工業化,就會重蹈中國的命運。在過去的幾個世紀裏,日本一直處於割據狀態。直到1868 年,日本通過明治維新重新建立起統一的政府,並出於經濟和軍事的考慮開始強制推行工業化。

  德國和日本的上述行動並沒有形成國家所有制,但其國家政策對工業政策產生了巨大影響。在這兩個國家,上層貴族協助政府推行工業政策,既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有責任肩負國家的命運,也是出於一己之私,所以他們準備領導工業化。與德日不同的是,意大利並沒有面臨嚴峻的地緣政治威脅,因此該國的貴族如同一盤散沙,很難像德國與日本那樣采取集體行動。

  工業化、國家統一和軍事力量相互交織,相輔相成。其結果是,德日兩國都產生了軍國主義思想,即認為軍隊是國家的化身,貴族階層是軍隊天生的領袖,而黎民百姓是狂熱的參與者。在墨索裏尼的統治下,意大利的軍國主義思想也蠢蠢欲動,但其國內的法西斯黨根基不夠穩固,仿佛建立在流沙之上。

  “二戰”過後,日本放棄軍國主義,德國對法西斯主義進行了徹底反省。按照憲法規定,日本應成為一個和平主義國家。而在北約,德國雖然沿襲其軍事傳統,但不再熱衷於任何意識形態。盡管如此,兩國的經濟仍然迅猛發展。經濟發展不僅有助於國家復蘇,而且形成了一種有別於軍國主義的思想體系(我們姑且稱之為“經濟主義”),即致力於經濟發展,並以此作為主要手段來維護國家利益。

  此外,日本與德國還有另一個共同特征。在冷戰期間,兩國都對美國極其重要。“二戰”結束後,美國經濟約占全球GDP 的一半。德日兩國與美國建立了密切的經濟關系,並從中獲益頗豐,因為它們可以接觸到全球最大的市場。美國既需要德國與日本對蘇聯進行遏制,也需要這兩個國家富強起來。因此,美國在戰後很快放棄了任何對德日兩國進行懲罰或者任其陷入赤貧的念頭。考慮到戰後的地緣政治格局,兩國的經濟必須盡快復蘇。因此,德日不僅接受了美國的援助,打開了美國的市場,而且可以利用關稅保護國內市場,從而獲得經濟復蘇的能量。

  毋庸置疑,德國面臨的地緣政治格局十分嚴峻,因此只要有人一聲令下,這種社會現實足以使其民眾在戰爭中作出極端邪惡的事情。但是,德國人也正是得益於他們本身能夠在戰後忍辱負重。面對經濟上的窘境,德國人一向訓練有素,他們能夠面對其他民族無法面對的苦難。在這一點上,德國不僅與意大利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且在一個世紀裏兩次超越英國與法國。

  日本是世界上第三大經濟體,而德國在世界綜合國力排名中位於第四。迄今為止,兩國仍是經濟巨人,而非軍事強國。德日兩國所發揮的國際影響遠遠小於它們的實力。雖然德日在美國的扶植下在戰後生存了下來,但它們的外部環境並不太平。美國的註意力已經轉移他處,而地區問題變得越來越不確定。如今,兩國正在權衡利弊,希望本身不必施加影響,或者承擔任何風險。

  在談到德國時,我們也應該提到日本,這一點十分重要。如此一來,我們可以避免將德國作為一個個案,而是將其置於更加廣闊的背景之下。德國統一和發展並非與日本毫無二致,但兩者的相似之處顯而易見、極富啟迪性。由於實現統一和工業化的時間較晚,它們面臨著嚴峻的形勢,這種局面是意大利等其他國家無法完全駕馭的。德國與日本雖然陷入了滅頂之災,但它們最終從災難中重新崛起。

  德日兩國統一後,社會趨於穩定,民眾團結一致。這種狀態在“二戰”後並未消失,無疑有助於它們從失敗中復蘇。時至今日,德國社會仍然存在一定的紀律性。雖然這種紀律性也許正從德國文化中逐漸解體,但這並非定論。德國的經濟表現迥異於歐洲其他國家,從而證明這種紀律性仍然存在。20 世紀五六十年代參與德國重建的一代人大都已經不在人世,雖然其後代在六七十年代一度沈湎於激進主義,但他們與先輩並沒有明顯不同。

  當然,他們對軍事理念的態度截然不同。無論是否情願,生活在冷戰時期的德國人不得不面對嚴峻的威脅,必須保衛自己的國家。而冷戰後的一代人對軍事毫無興趣。隨著魏瑪共和國的建立,德國不再面臨任何軍事威脅,因此他們的態度合情合理。

  “恐德癥”蔓延

  對德國人來說,勝利與災難息息相關。對於他們所取得的成就,德國人既感到憂慮,又引以為傲。德國人擔心,這種成功會迫使他們扮演自己不希望扮演的角色,並將其再次壓垮。德國人並不熱衷於領導新的歐洲,但他們擔心自己無法逃避這一職責。同時,對於德國公眾所表現出來的憂慮和持重,歐洲其他國家心存疑慮,認為這只不過是裝模作樣,昔日的德國並沒有死去,只是酣睡未醒而已。所有歐洲國家都對德國充滿了可怕的回憶,甚至德國自身也不例外。

  德國人希望相信,令人恐懼的歷史已經成為過去。這就如同有人做了某件可怕的事情,但他告訴自己這只是一個虛假的或者發生在其他世界的夢。隨著時間的流逝,他甚至可以裝作這一切已經不復存在。然而,他從未真正忘記事實的真相,他清楚自己不只是做了一場夢,這一切確實發生過。正因如此,他擔心這樣的事情會再次發生。而他身邊的所有人也清楚這不是夢幻,並且懷有同樣的恐懼。換句話說,今天德國人的心態就是所有歐洲人的心態。

  德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因此它試圖控制或操縱鄰國的每一項措施,或者它所做出的從某種程度上可以決定周邊國家命運的每一次行動,都會引起人們的恐懼。但對德國來說,這一次的情況有所不同。這不是因為德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或者強大的實力,而是因為德國擔心自己與這一切產生任何瓜葛。一方面,人們可以認為,這種恐懼會成為約束德國的力量。但另一方面,雖然你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內心存在某種荒謬的念頭,但這並不能確保它不會控制你的思想。

  對德國人來說,唯一的辦法就是謹言慎行,表明自己毫無惡意。其中包括大範圍公開進行的自我反省,從而向全世界證明,對於過去發生的事情,德國的態度極其嚴肅。與此同時,德國人的生活異常普通,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與那些受害國家極其相似,因為兩者都經常進行反思,他們唯一的願望就是生存下去。當然,盡管兩者的生活方式十分接近,但這並不能抹殺受害者與加害者的區別。

  有意思的是,德國的年輕人與上述說法格格不入。在某個周六晚上,如果你來到柏林,你就會看到一些更加奇特的生活方式。這不禁讓我聯想起德國戲劇家貝爾托•布萊希特的一出戲劇。在這出戲劇裏,布萊希特對人類奇怪的生活方式進行了研究,並對其中潛在的救贖可能性作出了深刻剖析。長期以來,玩世不恭一直是德國青年的傳統,時至今日仍然如此。但是,當我拜訪在20 世紀70 年代結識的年輕革命者時卻發現,他們現在不是在西門子股份公司就是在德意誌銀行出任要職。我意識到,這些人年輕時的自我放縱只不過是一種程式化的做法,因為他們在弱冠之年口口聲聲痛恨不已的權威人士和乏味生活,如今反而成了他們自身的真實寫照。

  年輕的一代喜歡標新立異、桀驁不馴,但隨後不得不向人生屈服,這種現象遠非德國所獨有。但是,如果你在星期六(002291,股吧)的晚上來到柏林,你會發現這種感覺尤其強烈。20 世紀70 年代,源於大學校園的歐洲新左派廣為流傳。其中一些團體甚至參與了直接行動,包括制造爆炸案、槍擊事件和綁架。在德國,有一個名為“巴德爾- 邁因霍夫集團”的組織,即後來的“紅軍派”。該組織成員實施了不計其數的恐怖主義行徑,並被宣判有罪。1976 年,該組織主要成員烏爾麗克•邁因霍夫在接受審判期間自殺身亡。1977 年,巴德爾和其他人也在他們所謂的“死亡之夜”集體自盡。

  無論在任何地方都有年輕人耽於聲色,而且許多地方的年輕人熱衷於信奉某種意識形態。20 世紀70 年代,許多國家都存在由年輕人組成的恐怖組織。而德國恐怖分子的“死亡之夜”反映了比其他地方更加深刻的黑暗現實。在此,我不打算過於深入地談論死亡崇拜,因為我並不清楚他們的動機,但提起德國的哲學家,我們有句俗語:“比起其他所有人來,他們沈淪得更深,潛伏得更久,因此一旦出現,他們會更加卑劣。”我並不完全確定,這句話是否適用於德國哲學家,但它無疑適用於“紅軍派”。正如前文所言,幾乎所有極端分子最終都回歸了正軌。但“紅軍派”是絕無僅有的例外,他們的暮年同樣異乎尋常。當然,這與左派或右派無關。正因為他們年輕無畏,有著狂熱的信仰,所以才會做出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這不是某種集體罪過,但文化從本質上說是一種集體行為。當我得知“死亡之夜”一事時,我不由想起了海涅及其讖語。雖然與過去相比,德國的雷聲逐漸減弱,但仍然清晰可聞。

  雖然其他國家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情,但當它們發生在德國時,無論公正與否,都會被賦予更加深刻的意義。德國人只是希望繼續生存下去,維持過去曾經保護他們平安無事的體制。但與此同時,德國人也清楚,他們不可能永遠一成不變。

  德國人不得不在平凡與卓越之間進退維谷。他們對出類拔萃有著切實而強烈的擔憂,並躲在平庸的表象之後,以免引起他人的註意。然而,德國是全球第四大經濟體,也是歐洲經濟最發達的國家,人們不可能對其視而不見。德國人雖然試圖緊緊抓住那些能夠避免讓自己嶄露頭角的東西,但仍然希望有所改變。他們既希望留在北約,又希望有所作為,阿富汗是他們最後一次極為有限的嘗試。他們既希望留在歐盟,又希望它能夠符合德國的利益。但與此同時,他們又不希望表現出德國擁有某種利益,因為德國曾經正是因一己之私而失控。然而事件頻發,迫使德國不得不打破自我施加的束縛。

  德國仍然執著地希望,在對外事務上采取非軍事手段。德國的出口約占其GDP 的40%,而其工業生產能力遠大於國內消費能力。因此,只要有部分產品無法出口,德國國內經濟就會受到嚴重波及。德國無法僅靠出口高附加值產品維持充分就業,而是需要盯緊所有產品。這一代德國人對出口的執迷源於美國,正是在美國的鼓勵下,德國開始了迅速而不均衡的發展,以致其工廠的生產能力遠遠超出了國內需求,而剩余產品則由美國和其他國家購買。但當時還是20 世紀50 年代,迄今已經年深日久。盡管隨著時間的推移,德國對出口政策作出了相應調整,但對出口的依賴反而變得更加嚴重。德國希望本國的經濟政策不會產生任何政治影響,尤其是軍事影響。它希望成為歐洲最強大的國家,而無需將自己的意誌強加於任何人。同時,它只希望運用自己的經濟實力,而不必殘酷無情地追求國家利益。此外,它還希望保留國家主權,但前提是超國家機構

  尊重所有國家的主權。這些想法完全可以理解。它們雖然含糊不清,但切實可行。

  歐洲陷入了一場經濟危機。德國是歐洲最富有的國家,而且其繁榮主要得益於歐洲。但德國公眾認為,希臘懶惰而腐敗,所以不希望為他們買單。因此,過去的一種說法在德國重新出現,只不過措辭極其溫和,即把勤奮努力、紀律性強的德國人與軟弱無能、不負責任的南歐人進行對比。

  這種說法具有一定的真實性,但正如我在前文指出的那樣,真實與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種說法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和影響力。這種觀點意味著,德國認為自身不應當承受南歐的債務負擔。此外,它還有更深一層的意義,即認為北歐人,尤其是德國人,至少在文化上比南歐人更加優越。這也許無關血統,而關乎價值觀念。德國人不相信南歐人能夠成功地處理自己的事務,而應當交由責任心強的北歐人接管,並迫使南歐人遵守紀律、勤奮工作。歸根結底,這還是經濟緊縮的問題,即由誰來承擔歐盟債務危機的負擔?德國人自認為是這場危機的受害者,因為他們辛勤工作和井然有序的狀態有可能喪失殆盡。他們認為,南歐人應當償還所欠的債務,即使無力全部償清,至少也應當歸還大半。這不僅因為理應如此,也是為了讓南歐人認識到不負責任的後果,並通過經濟緊縮迫使他們改弦易轍。

  在這個問題上,德國的政策和輿論產生了分歧。讓問題更為復雜的是,純粹的經濟處罰已不再有效。南歐人不僅會對懲罰予以抵制,而且就像所有欠債者一樣,他們可以拖欠不還。有時,償還債務的代價要高於拒絕償還債務的代價。雖然將來很可能不會有人再借錢給你,但還錢比這種後果更加痛苦。正因如此,我們可以看到,對大型公司來說,破產並不會導致其喪失信譽。對國家來說,道理亦然。

  “正常崛起”成空想?

  德國計劃實施經濟策略,但只有各方願意參與到這場經濟博弈中來,德國的策略才會奏效。更何況,一旦有國家拖欠債務,這場博弈就會發生改變。德國怎樣才能通過純粹的經濟手段迫使借方償還債務?德國要麽在經濟上作出妥協,要麽只能朝著某種政治方案邁進,而第一種方法對德國人來說十分困難。彼時,德國面臨的現實是,他們在歐盟的框架內僅從經濟角度解決問題的希望將遭遇挫折。在這場債務博弈中,德國要麽接受失敗的後果,要麽制定的策略需要超出經濟領域。

  活躍於戰後的哲學家漢娜•阿倫特曾經表示,世界上最危險的事情是既富有又虛弱。只有實力才能保護一個人的財富。與窮人不同的是,富人容易受到嫉妒,因為他們擁有其他人夢寐以求的東西。與強者不同的是,弱者容易向權勢屈服。父親過去經常對我說,即使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也躲不過一顆不值錢的子彈。對國家來說,道理也是如此。如果一個國家既富有又虛弱,災難就會接踵而至。正如我在前文所言,能夠既不當受害者也不當加害者,固然很好。可不幸的是,這一願望無法實現。

  在這場危機中,一些歐洲國家經濟蕭條,不僅有超過四分之一的勞動者失業,而且面臨著巨額債務。那麽,它們接下來的情況將會如何?這些國家的政治運動隨之出現,並且相關人員提出了如下要求:首先,這些國家不應當償還債務;其次,要對制造債務的惡棍進行懲罰;第三,要讓其他所有人都能夠獲得現有的財富。上述黨派的主張存在種族主義成分,因為他們反對在歐盟國家之間相互移民和自由遷徙。總之,這些問題互相關聯。

  他們認為,歐盟的受益者主要是上層精英,導致其他人只能與移民爭搶工作機會。失勢的中產階級不僅遭受物質財產損失的災難,在情感上也覺得自己成了祖國的異鄉人,因此成為巨大的不穩定因素。就在移民不斷改變這些國家民族性格的同時,歐洲卻無法從文化上同化他們,而他們也不願接受同化。這就意味著,這些國家的民族結構會發生改變。正如馬克思所言,資本也許沒有國界,但底層階級不僅擁有國界,而且緊緊抱住不放。隨著經濟問題和文化問題雜糅在一起,對外來人口的恐懼也不斷增長,其結果是右派開始施加政治壓力。這種心態不僅限於那些處於衰退之中的國家,同樣也適用於北歐國家,甚至包括德國或美國,只不過後者的程度較輕而已。

  毫不奇怪的是,這類政黨早已存在,例如希臘的“金色黎明”,意大利的“五星運動”,法國的國民陣線,或者匈牙利的約比克黨。幾乎所有歐洲國家都有一個突然出現的右翼政黨,有些甚至積聚了相當強大的力量。雖然現在這些黨派只是初露頭角,但它們還會不斷發展演變。不管它們呼喊的是左派還是右派的口號(右派的可能性更大),其實都不重要。關鍵問題是,這些政黨會讓德國在債務問題上陷入僵局,因為它們宣稱德國及該國在這些國家的合作夥伴有罪,並呼籲抄沒並重新分配他們的財產。

  處於絕望之中的國家將不惜鋌而走險。它們可以對那些富有而虛弱的國家采取措施,因為其中的風險很小。隨著反德情緒和反經濟緊縮的呼聲日益高漲,擁有巨大資本、投資額和市場的德國無疑會成為其首選目標,而對德國利益的攻擊也將逐步升級。德國要麽選擇接受懲罰,要麽利用手中充足的資源,化財富為力量。一個國家之所以變得強大,不是因為它想要如此,而是因為它必須如此。屆時德國將面臨嚴峻的抉擇,而比起其他方案,增強所有領域的實力將會成為更容易接受的選項。

  這樣一來,德國就會成為一個全面發展的國家。隨著壓力的不斷增加,德國將逐漸顯示其政治力量,並遲早展露軍事力量。而促使德國作出此舉的不是軍事因素,而是經濟上的顧慮。距離那一天已經為期不遠。德國將開始應對自身的根本問題、對出口的過分依賴以及難以增加的國內需求,並且需要為出口型經濟建立穩定的框架。如果歐盟仍然搖搖欲墜,或者繼續加強貿易保護主義,德國就需要另尋主顧,而它已經開始做出嘗試。

  顯然,無論歐盟接下來會發生什麽,德國仍將深陷歐洲一體化進程中。但是,隨著歐盟在觀念上越來越傾向於國家主義,並試圖加強與俄羅斯或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新興經濟體之間的經濟聯系,德國將會面臨更加艱難的局勢。盡管德國的主要興趣在經濟領域,但它新結交的合作夥伴很可能會將經濟與國家安全聯系起來。舉例來說,假如德國加強與俄羅斯的關系,而對後者來說,經濟問題與國家安全息息相關,所以俄羅斯向德國提出的條件之一,將會是要求德國接受俄羅斯在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支配地位。這一點將來勢必會成為美國或波蘭所不願看到的事情。因此,美國可能會與波蘭建立更為緊密的關系,從而引起俄羅斯的警惕,並迫使德國作出抉擇。

  一個國家不會主動選擇制定旗幟鮮明的外交政策,除非形勢迫不得已。對德國人來說,他們將不得不與北約合作,或者與其他國家建立雙邊關系。問題是,在冷戰期間,德國雖然沒有全副武裝,但已經被重新武裝過,這一狀態一直持續到現在。與日本不同的是,德國對重新武裝存在心理障礙。但不可否認,如果沒有武器,任何國家的主權都不可能完整,而無論德國有過多麽糟糕的記憶和噩夢,永久和平也只能是一個夢想。如果不能對繁榮的經濟進行保護,那麽這種狀態必然難以為繼。

  作為全球第四大經濟體,德國不存在回避政治問題的可能。全球發生的一切都有可能波及德國的利益,而歐洲發生的一切無疑都會對德國造成影響。德國可以選擇抱著最理想的期望聽之任之,但就像其他國家一樣,該國國內政治不允許采取這種做法。假如德國不采取行動捍衛自己的利益,經濟衰退及其引起的政治反應必將壓垮當局。那麽,德國該怎麽辦?

  首先,最明顯的做法是設法維持歐盟和自由貿易區的存在。這並非絕無可能,但德國需要進行大量投資,而且要承擔失敗的風險。無論是解決南歐的失業危機,還是確保東歐國家忠於歐盟,都需要付出高昂的代價。德國雖然將賭註下在了歐盟身上,但不得不規避其中的風險。因此,德國需要一邊繼續公開致力於解決歐盟問題,一邊另尋出路。

  就像過去一樣,德國不得不就兩件事情作出決擇,即對法關系和對俄關系。由於地處北歐平原,德國總是需要就此進行權衡。自1871 年以來,德國的歷史對此概莫能外,而這個問題也反復出現。“二戰”結束後,密切的德法關系始終是德國的重中之重,而蘇聯占據著德國半壁江山(即東德),並且威脅要奪走德國的另一半(即西德),因此蘇聯一直是德國的心腹大患。

  盡管德國仍然堅定地致力於發展與法國的關系,但兩國的利益出現了分歧。由於失業率居高不下,法國希望刺激本國經濟,即使這意味著會產生通貨膨脹,而德國仍然傾向於實行經濟緊縮的策略。對德國而言,俄羅斯很難成為適當的合作夥伴,但兩國在許多方面更加契合。就像所有國家一樣,德國也希望各方兼顧。因此,德國有可能穩定歐盟,繼續維持與法國的關系,並與俄羅斯達成和解。但是,要想在實現上述目標的同時,滿足德國的需求和公眾的要求,這一政策實踐起來的難度著實令人難以想象。

  更有可能出現的情況是,隨著法國的註意力開始轉向非洲與地中海,並且試圖與俄羅斯結盟,德法之間的經濟分歧將日益嚴重。這一切不僅有可能導致大國之間開展和平的競爭,而且會導致位於德俄邊境甚至德法邊境的小國之間變得更加劍拔弩張。

     摘自《歐洲新燃點》

    原書名:Flashpoints: The Emerging Crisis in Europe

    作者:[美] 喬治•弗裏德曼(George Friedman)

    譯者:王祖寧

    出品:中資海派

     出版社:廣東人民出版社

(責任編輯:李瑩 HN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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