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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四大寇”老照片 無意中叩響了歷史想象的扳機

2017-01-17 05:20:17 時代周報 

  [摘要] 很多人以為“四大寇”的稱呼決定了孫中山革命的激進性,其實,所謂“四大寇”,很可能指的是《水滸傳》裏提到的宋朝皇帝的心頭大患:山東宋江、淮西王慶、河北田虎、江南方臘。

一張“四大寇”老照片,無意中叩響了歷史想象的扳機

  曾園

  孫中山年輕時,與朋友拍攝的一張“四大寇”照片因歷史的偶然,被保留了下來。這張幸存下來的照片雖然被反復印刷,但命途多舛,先後經歷了被塗改、被誤解的奇特命運,原本偶然的意義被無限誇大,甚至被後世的書寫者用來作為歷史想象的發動機,通過看圖說話,生發出許多歷史上並不存在的場面與激情。

  造成這一切的誤會,源於國民黨政府對革命歷史研究的隨意性。歷史學家高華發現,早在孫中山先生剛去世不久,國民黨方面,以戴季陶為代表,就開始選擇性地運用孫中山的思想資源,建構具有強烈排他色彩的孫中山思想的解釋體系。這種解釋是“粗糙、教條和僵硬的”。敗退臺灣後,蔣介石在上世紀50年代後親自出馬,繼續對孫中山和三民主義作意識形態化的解釋。至此,臺灣學者對孫中山的研究充滿禁忌,只能贊美,不能批評,稍有不慎,就會引火燒身。2004年,高華先生赴臺參加孫中山先生思想學術研討會,發現與會的多為鬢發斑白的中老年,青年學者很少,說明孫中山研究在臺灣已後繼乏人,高華認為,“這是對多年來的孫中山研究的教條化、官學化和壟斷化的一個強烈反彈”。

  李敖立場先行,寫了一本觀點偏頗的《孫中山研究》,因搜集了大量被壓抑、遮蔽的歷史細節而被人稱道。但這本書流傳的吊詭效果,則是從另一面豐富了孫中山的形象,催生了重新理解孫中山的模式誕生。

  “四大寇”之一,尢列(根據名從主人的原則,“尢”、“尤”不統一)的曾孫媳曾家麗,2009年在香港大學提交了論文《尢列與辛亥革命》,前些天下載後讀完,深感短短的一百年間,歷史不僅未走遠,相反,一些重要細節仍然蠢蠢欲動,等待準確的解讀。

  如高華先生所說,海峽兩岸的孫中山研究正在趨同。同時,澳大利亞學者黃宇和、美國學者史扶鄰(HaroldZvi-Schifferin),以他們國際水準的專著提高了孫中山研究的水平,對我們了解“四大寇”的真面目有了極大幫助。在國內,《孫中山在日活動密錄 : 日本外務省檔案》等一系列有價值的歷史文獻出版後,更是將這段歷史脫敏,孫中山的革命家身份與個性更加真實可信。

  被塗改掉的“關醫生”

  據《尢列與辛亥革命》記載:

  1888年10月10日,尢列到港告訴三位好朋友清政府可能要升調他往廣東輿圖局,到時更隨時會被調往越南任中法定界委員。經商議後,尢列決定放棄個人升官,以反清為己任,提議聯合宣誓,以表決心……跟著更前往雅麗氏醫院三樓拍照留念,時尢列算最年長23歲、孫中山21歲、楊鶴齡20歲、陳少白19歲。

  至於拍照事,應該是在當日下午四人跑往西醫書院,遇上關景良(心焉)(1869-1945),他作為革命支持者,幫手找來屏風在醫院三樓外廊拍攝。幸虧關景良當日在場,日後為拍此照的時與地留下重要證明。他於1938年(民國廿七年)送友人陳峰先生照片時清楚寫下“時一千八百八十八年攝於香港雅麗氏醫院雙十節日”。1936年尢列亦曾送此照給孫科(1891-1973)“哲生先生存念”,並親筆書“清光緒十四年戊子九月初六日即距今四十八年前的1888年10月10日商議革命及組黨事業攝於香港雅麗氏醫院,民國廿五年9月20日尢列誌”。

  尢列的文字在後來被隨意刪去,照片上的五人有時被塗改成四人(原因可能極簡單,無非是刊布者感覺“四大寇”圖片中有五人“不妥”,因此塗掉)。

  根據中山大學孫中山研究所余齊昭的研究,遲至1935年2月,尤列在他71虛歲生日時,在香港油麻地吳淞街大觀酒樓舉行的祝壽會上,答記者問時表示:“此照片(即“四大寇”照片)系於距今48年前,即光緒十四年九月初六日,又即西歷1888年10月10日攝於本港楊鶴齡之私寓。”

  簡又文《國民革命文獻叢錄》一文記載:“此照關醫生僅得一幅,仍有拍照時年月日記錄於後,秘藏之篋中,數十年差已忘卻。直至數年前始復發現,乃翻影多張分贈至好。其時尤列尚生存,適有南京之行,亦贈以一張,這一張革命史料最有價值,‘四大寇’照片遂得公之於眾。”

  此文傳達了一個重要史實,即這張照片恰恰是由“四大寇”之外的關醫生保存的,尢列拿去南京的那張也是借此“翻影”的。珍藏照片者反而被塗改,實在是不尊重歷史的草率行為。因此,余齊昭先生才說,“對歷史照片,隨意增、刪人物,甚至偷梁換柱的做法都是極不嚴肅的錯誤行為,應予杜絕”。

  不過,《尢列與辛亥革命》描述此段歷史的文字慷慨激烈,場面歷歷如畫,但感覺有些過於生動了:“尢列負責起稿‘宣誓人(各人名字)等精誠宣誓,天地容鑒,驅除滿人,實行大同,四人一心,復國是從,至死不渝,務求成功。此誓。戊子年九月初六日’。由陳少白用黃紙書正之後,一齊穿上中式禮服,登上楊耀記天臺,燃點香燭向天發誓後焚燒誓詞。”不僅如此,此時還出現了一個旁觀者,更巧的是活靈活現的對話被記錄下來了,口吻猶如TVB連續劇:

  楊鶴齡兄長……忍不住語帶諷刺說:

  “鶴齡!你哋‘四大寇’搞乜鬼?時時躲在這閣仔裏說推翻滿清,試問你哋幾條細路有什麽力量啊!萬一被滿清政府知道,你們就有性命危險了!真是少不懂事啊!”從此,楊耀記上下人等呼孫、尢、楊、陳為“四大寇”。

  也許正是因為“四大寇”的圖片說明及想象,孫中山的青少年形象被澆鑄成了一個僵硬、粗糙而不真實的激進形象了。此外,除了望圖生義,還有人望文生義。很多人以為“四大寇”的稱呼決定了孫中山革命的激進性,其實,所謂“四大寇”,很可能指的是《水滸傳》裏提到的宋朝皇帝的心頭大患:山東宋江、淮西王慶、河北田虎、江南方臘。這個稱號裏,重點在“四”,“大”既不準,“寇”的意義也沒有後世所想象的大。史料表明,孫中山的閱讀書籍中有《水滸傳》,孫中山也喜歡用這類小說與普通人溝通。比如說,當他得知年輕人喜歡《三國演義》裏的諸葛亮,就說自己就是這個時代的劉備,走的是符合歷史規律的正道,必將獲得勝利。他的這種宣傳方法,常常被事實證明是奏效的。

  黨史研究專家金衝及分析過那個時期的孫中山,認為他當時學醫的決定表明他還不知道怎樣使自己的職業與新的政治覺醒協調起來,當孫中山到香港雅麗氏醫院附屬醫校學習後,他開始同幾個友人高談革命,號稱“四大寇”。這就是孫中山自己說的,“此為予革命言論之時代也”。

  金衝及贊成美國學者史扶鄰的看法:在這時,還不能“過分強調孫中山在密室中反對清王朝的激進情緒作為一個接受了幾乎全部西方教育的人和一個現代醫學潛在的先行者,孫中山所具備的條件使他將更多地求助於支持清王朝的改良主義者,而不是更多地求助於三合會”。

  “性不羈,喜戲謔”的富家子

  楊鶴齡

  《尢列與辛亥革命》雖然是論文,但其中文字風格類似於家譜,光大門楣乃第一要義。比如說,“根據家族口述歷史,尢列嗣子尢永昌(1886-1948)曾說尢列南洋足跡最遠曾至中印邊境不丹,幾乎被招為駙馬而被迫留下”。也許是真的,但可能性不大。

  “民國成立歷四分一世紀,兩廣仍不歸附中央,他痛心國家未有統一,故重出江湖,致電各方呼籲和平,主張統一禦侮。經各方努力,廣東軍閥陳濟棠終於下野,廣西之白崇禧(1893-1966)、李宗仁(1891-1969)尊重尢列之意見,歸附中央,全國終告統一。”這幾乎是將雄雞報曉(我們假設真有這些通電)與旭日東升建立了因果關系。

  李敖反對國民黨,他在《李敖書信集》中,將尢列視為同黨這一點值得註意:

  ……我們所做的努力,都是歷史紀錄而已。我們在歷史紀錄之外,做的是在人心上紮根的長遠工作,這種工作在國民黨一切壟斷之下,成效極不明顯,但是做比不做好,還是要做。孫中山的老友“四大寇”之一尢列,在國民黨革命“成功”後,早被出局,他在1936年才死,活了七十二。他死前窮困得只能把他的“反革命”思想自行油印出版,但他還是要說(不管有沒有效果,還是要說)。

  也就是說,尢列有可能在歷史上並不像後代說的那麽光鮮與順利。

  馮自由在《革命逸事》一書中的說法則是:孫、陳、尤、楊四人每日在楊耀記高談造反覆滿,興高采烈,時人鹹以四大寇稱之。

  黃宇和在《三十歲之前的孫中山》一書中,對此曾警覺地設問:“為何楊鶴齡出生富裕家庭,卻‘高談造反覆滿’?看來主要原因,並不是因為他像孫中山那樣,對滿清政權有切膚之痛的認識,也不是因為他像孫中山一樣對廣大受壓迫的人民有深切的同情,而只是因為他為人‘性不羈,喜戲謔’而已。黃宇和援引翠亨村的同村人士回憶說:“關於楊鶴齡的生平,第一是粗口,待客人極端無禮,迎客不穿面衣的,只坐在家中,開口第二句就‘丟那媽’地罵人,使人見了害怕。”

  所以,到了真正采取行動來推翻滿清—1895年廣州起義—的時候,楊鶴齡就拒絕參與了。《革命逸事》對此時的情景描述則是“獨鶴齡蜷伏澳門,無所表見”。

  革命成功後,孫中山對楊鶴齡等“四大寇”禮遇有加,唯楊鶴齡要求的卻是實際官職,他的說法是:“始謀於我,而收效豈可無我乎?”他可能覺得自己曾經參與的“謀”很有用,其實真正的革命,計劃不知道改了千百遍,與最初年輕人的“縱橫捭闔”差距不啻千萬裏。孫中山回信說:“真革命黨,誌在國家,必不屑於升官發財;彼能升官發財者,悉屬偽革命黨,此又何足為怪。現無事可辦,無所用於長才。”

  孫中山回信後又覺得於心不忍,於是在1921年5月5日,將楊鶴齡、尢列與陳少白聘請為總統府顧問,在總統府旁的越秀山南麓修葺“文瀾閣”讓他們居住,此舉純粹是為了敘舊,而不是楊鶴齡自吹自擂所說的孫中山經常有疑難要請教他。孫中山經過無數次革命的磨練,多次失敗,甚至數次勝利在望但裝載槍械的船只能漂在海上,最後不是臨時回日本,就是無法靠岸……昔日誇誇其談的楊鶴齡,仍然停留在二十多年前的不切實際的高談闊論中。不久,孫中山即將出征,顧問楊鶴齡再次逃回澳門。兩年後,楊鶴齡又來求職,孫中山讓他留在澳門,擔任無經費的港澳特務調查員。

  由此可以看出,距離革命最遠的從來就是浪漫和想象。大量書寫“四大寇”從暢談革命到實施革命,最後保持終身友誼的想象性著作,完全抹殺了孫中山革命的艱辛和與革命同誌相處的艱難、瑣碎與煩惱。

  難堪的《十月圍城》

  “四大寇”中,陳少白一直跟隨孫中山從事革命,他的《興中會革命別錄》中說:“實則縱談之四大寇,固非盡從事於真正之革命也。而乙未年廣州之役,楊與尤皆不與焉。”不僅楊鶴齡沒參加起義,富家子尢列也沒有參加。

  那麽,“四大寇”的名稱是誰叫起來的?陳少白不想誇大歷史,坦率地寫道,只是店裏的夥計這麽叫,他們四人承認而已。

  1895年,孫中山與陳少白等在廣州密謀起義,尤列不敢參與。但對孫中山在廣州設農學會感興趣,跑到廣州,陳少白回憶尢列此時“以創辦織布局相號召,每出入必肩輿,假廚役為長隨,以從其後,其放誕多若此。乙未事敗,始知可危,亦出亡”。

  此後,陳少白回憶如下:“尤性本懶而頗多嗜好,行醫每有所入,即入西菜館大嚼一頓,或寄宿西式旅館一宵,以為無上之享受。及資將罄,則以其余購阿芙蓉若幹,面包若幹,攜歸,窮日夜之力以盡其阿芙蓉,覺餓,則嚙面包以充饑。及兩者皆盡,則擁衿僵臥,經日不起,必俟有來就診者,始起床。所得醫金,用途仍如上述。”阿芙蓉即鴉片。

  馮自由《革命逸事》記載,“辛醜後尤至南洋,初在新加坡牛車水單邊街懸壺問世……尤誌在運動工界,恒於煙館賭徒中宣傳革命排滿,遂亦漸浸染阿芙蓉癖,久之,每有所得,輒購阿芙蓉膏若幹,燒肉面包各若幹,歸寓閉門停業高臥不起,必俟黑白二米(時人稱鴉片曰黑米)俱盡,然後重理舊業。”

  1913年,陳少白說,“二次革命起,尤往滬,揚言能解散革命黨。袁世凱信之,羅致北京,斥數千金為之供張,聲勢顯赫。後悉其偽,諷使之去。自此不敢復見孫先生。”

  馮自由的回憶與此類似,差別很小。

  在孫中山的革命生涯中,“四大寇”的事情雖然經常被提起,也只占很少部分,但我們從中可以看出,昔日的僵化宣傳無視歷史,回避真實,只顧一味美化“四大寇”的形象。偉人什麽都要偉大,當這一思路統禦孫中山歷史的寫作之後,對一切不堪、難堪、瑣碎、無趣的事情,要麽回避,要麽喬裝打扮,讓革命故事充滿了驚險橋段與溫馨感人的對話,表面上想達到更好的宣傳效果,但結果一定是事與願違,因為很簡單,過度的粉飾讓故事不可信。

  《十月圍城》就是個難堪的例子。故事的確精彩,但歷史學家張鳴說過,歷史上的清廷是比較弱勢和膽小的政府,沒有系統地組織過對孫中山的刺殺活動,而且在香港這塊英國人管轄的土地上,更不可能光天化日之下追殺孫中山幾條街。相反,倒是革命黨常常暗殺清政府官員。這樣的電影再好,起到的教育作用其實很有限,甚至有時會起到反作用。歷史的研究,應從真實出發。

(責任編輯:宋埃米 HT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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