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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被集體力量推上頂峰

2017-01-21 02:00:09 華夏時報 

  ■周江林

  1月14日,著名語言學家周有光去世,享年112歲。107歲生日時,他曾言:“上帝太忙,把我忘了。”“一語成讖”像一把飛馳而至的劍劈開了歲月,如今,上帝還是想起了他,帶走了這束光。

  周有光去世,我們該用什麽方式悼念他呢?似乎成了衡量一個人立場的問題。其實,本應該“逝者已矣,生者如斯”,然後,在我們這個“逝者為大”傳統的國家裏,我們再次套上了別人的面具,抄一些通稿,說一些從20世紀50年代說到今天的套話,表面上猶如尊重逝者,其實是走走過場而已。

  “逝者為大”這種來自於傳統的說法,根源於漢民族懼怕死亡的心理,我們是一個沒有死亡準備的民族。其他民族有死後上天堂下地獄或輪回的文化,而我們先民相信長生不死(道家沒有闡述清楚的責任啊)。在很多情況下,如果親友離世,人們情緒起伏劇烈,恐懼、震驚、害怕失去和悲傷,因而對待親友死亡的方式是情緒化的,消極的,或者在不知所措之際帶出一些虛假成分。

  “要說真話。”“要讓死亡儀式變得有趣一點。”前一句話是周有光說的,後一句是我說出了他的心裏話。周有光提倡“不怕錯主義”,他不僅不怕別人提出批評,相反更希望聽到不同意見。這是非常可愛的。

  沈從文稱周有光為“周百科”

  1906年1月13日,周有光生於江蘇常州青果巷。14歲時,就讀常州高級中學,與後來同樣成為語言學家的呂叔湘是同學。1923年,他考入上海聖約翰大學主修經濟和語言學兩個專業。他原名周耀平,讀到《聖經·創世記》經文“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便給自己取筆名:周有光。那時候,周有光就積極參加了拉丁化新文字運動。他有一個主張:漢字一定要簡化,越簡潔越好。這個觀點,與魯迅不謀而合。

  1928年,江蘇巡撫、兩廣總督張樹聲曾孫女張允和到上海考入中國公學,接著轉到光華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前身)。當時,周有光也在光華大學讀書。這樣,既是故人又是校友,不免心生愛慕。此後,周有光在杭州民眾教育學院任教,主動給張允和寫信,落筆就是:“我很窮,怕不能給你幸福。”然而,張允和不怕窮。1933年4月,談了8年戀愛的兩人結婚。

  1929年,小學文憑的沈從文被胡適邀請到上海中國公學講課,開始狂追他的女學生張兆和(張允和三妹),寫了幾百封情書,還要跳河自殺。這是一段名氣更大的愛情故事,堪稱現代文學史上一段艷聞。中間,花了7年時間,沈從文用情書贏來了一場愛情。1933年9月,沈作家與周有光成為連襟。

  周有光與張允和是老派的愛情;沈從文與張兆和是先鋒與浪漫之戀。

  沈從文外表看起來謙和,有些柔弱,不過隱藏在這份柔弱之下的他,卻不願隨波逐流、固執,並不願接受新思想,因此,他受盡肉體和心靈的煎熬。

  沈從文稱周有光為“周百科”,確實,周有光知識面非常廣,猶如百科全書。周有光沈穩持重,溫文爾雅,慢條斯理。關鍵是,周有光善於處世,擁有一套豁達與圓融的處世哲學。這是文人沈從文不屑的,也是學不會的。

  “漢語拼音之父”

  1951年,中央一紙調令,讓時任復旦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的周有光改行,進入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他出任漢語拼音方案委員會委員。在北京大學等高校講授漢字改革課程,其講義《漢字改革概論》,系統、全面地總結了三百余年漢語拼音字母的演進史和中國人自創拼音字母的歷程。周有光得出如此結論——還是拉丁字母最好。

  從1958年的秋天開始,漢語拼音在小學裏開始推廣。周有光也獲得“漢語拼音之父”的美譽,而背後其實還有無數默默工作的人。

  一套語言通過宣傳、教科書和教師進入課堂,灌輸給學生,伴隨他們生活與成長,可以說一生享用。然後,在普通人那裏,語言不知不覺地改變他們的思想習慣和對日常事務的合理性判斷。他們顯然是不會意識到這點的。

  語言充滿著政治性。

  法國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家讓-雅克·盧梭認為,語言出自人的激情,最初的語言是象征性的,故而與音樂、詩歌同源;文字的出現反而導致了語言的衰敗。語言激發人的想象力,擴大人的欲望,增長人的虛榮心,而這一切最終導致了政治社會中的欺騙與強權。

  明清時期,西方傳教士為學習漢字,開始用拉丁字母給漢字註音。1605年天主教耶穌會士、意大利人利瑪竇的《西字奇跡》具有開創性的系統化意義。

  民國後,受新文化(300336,股吧)運動影響,漢字改革遂成為主流社會思潮。1918年中華民國教育部公布第一套法定的37個民族字母形式的註音字母方案。1928年中華民國教育部公布第一套法定的拉丁化拼音方案《國語羅馬字》。

  1931年9月,蘇聯為推動中國廢除漢字改成拉丁化文字,在海參崴舉行會議,中共代表瞿秋白、吳玉章等人與蘇聯共同草擬了《北方拉丁化新文字》(簡稱北拉)。1932年公布《上海話拉丁化新文字》,後改稱《江南話拉丁化新文字》。1933年後,廣泛於全國各地推廣,1955年停用。

  從歷史線索上看,周有光是有貢獻的,但巨大貢獻則看不到。他是順應時代發展的人。從1951年開始,正是集體力量將他推上頂峰。他的上級領導是胡愈之,漢語拼音方案的草案由葉籟士、陸誌韋、周有光三個人花3年時間完成。

  命運真由自己掌握?

  周有光的長壽,人生歷程,在於他善於平衡各種衝突。

  1955年,周有光去北京參與文字改革會議,隨後決定留下,改行語文。他改換職業,移居,則讓他躲過了反右運動。

  1978年,美國漢學家傅漢思(張允和四妹的丈夫)帶教授組成訪問團前來中國,團長是歷史學家余英時。此時是中美蜜月期間,又時值外賓的到訪,周有光的環境順勢被改善了很多。1984年,周有光終於有機會走出封閉已久的國門。他受邀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分文不帶就上了飛機,憑借海外關系順利辦事。他在回憶時很幽默,一句話帶過之後的眾多出國經歷,“從此,人家就知道我沒有死掉,常常有人邀請我出國,有時一年出去幾次。”

  “新啟蒙者”

  一般對周有光流俗的贊譽是:從經濟學家到“漢語拼音之父”,再到新啟蒙者,周有光走過了一條傳奇又豐富的人生路。

  其實,他在經濟學上並無建樹,出任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半途而廢。接著投入漢語拼音工作之中,出版系列著作。這是他的第二春,並且一幹50年。

  到了晚年,周有光幾乎改變了原來的自己,越來越敢於說真話、說實話,被贊譽“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

  對於當下“國學”在中國的興起,周有光認為首先“國學”兩個字是不通的。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學”,學問都是世界性的,是不分國家的。要註意的一點是,復興華夏文化,重要的不是文化復古,而是文化更新;不是以傳統替代現代文化,而是以傳統輔助現代文化。

  周有光談道:俄羅斯的學者已經有這樣的研究,認為馬克思沒有看到真正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分為三個階段,一戰以前是初級階段,一戰到二戰是中級階段,二戰之後是高級階段。馬克思去世太早,只看到初級階段的前半部分,因此《資本論》只是哲學推理,不是科學論證。他表示,“馬克思不是上帝,錯誤不少”。

  周有光對後輩的期望是歷史進退、匹夫有責。

  (作者系《空中生活》主編、先鋒戲劇批評家)

(責任編輯:宋埃米 HT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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