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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爾森對憲法法院的貢獻

2017-02-08 03:56:04 法治周末 
  
1981年,奧地利發行的凱爾森誕辰百年紀念郵票。 資料圖

1981年,奧地利發行的凱爾森誕辰百年紀念郵票。 資料圖

  陳夏紅

  1919年5月8日,奧地利憲法法院的審判席上,多了一張新鮮的面孔。他就是剛剛履新的憲法法院法官漢斯·凱爾森。

  我們常常習慣於在放大鏡下檢視凱爾森法理學領域的卓絕著述,而鮮有關註其對奧地利憲法法院的貢獻。這實在是不應該的,憲法法院領域研究中有個術語,叫做“凱爾森模式”。或者說,憲法學者常常以“凱爾森模式”來指代奧地利憲法法院的制度機理,凱爾森的貢獻與影響顯然無出其右者。

  凱爾森出任憲法法院法官時,年僅38歲。在大學期間,凱爾森深受愛德蒙德·貝納茨克教授的影響,他既旁聽了貝納茨克教授的大課,亦參加貝納茨克教授的研討課,還完成了早期的幾篇論文。另一位對凱爾森影響較大的教授是阿道夫·門采爾。在1906年至1907年間,凱爾森同樣參加了門采爾教授的研討課,得到門采爾的大力支持,並在研討課的基礎上完成最早發表的兩篇論文。

  凱爾森大學畢業後獲得維也納大學教席的過程中,門采爾對其教授資格論文給予了好評,而貝納茨克則最終拍板讓凱爾森留校任教。在其1911年初版的《法與國家一般理論》中,凱爾森特別向貝納茨克和門采爾致謝,認為他們都是“極為令人尊敬的教師”。

  貝納茨克和門采爾不僅影響了凱爾森的學術之路,在其成為憲法法院法官過程中,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裏的故事,需要從奧地利憲法法院的歷史講起。

  1867年12月21日,德意誌奧地利帝國通過了《關於設立帝國法院的國家基本法》(亦即所謂“十二月憲法”),帝國法院在1869年4月18日《關於帝國法院組織、程序及其裁決執行的法律》基礎上正式成立,一直運作到奧匈帝國終結。

  1919年1月25日,相關立法機構通過了《關於設立德意誌奧地利憲法法院的法律》,規定為德意誌奧地利帝國設立憲法法院,履行帝國法院的職能;在此基礎上,立法機構部分修改了《關於設立帝國法院的國家基本法》《關於帝國法院組織、程序及其裁決執行的法律》,從而使得帝國法院平穩過渡為憲法法院。

  而按照當時奧地利的政制,1919年2月14日各政黨就憲法法院法官任命達成一致,其中6位法官根據政黨建議任命,而4位中立法官則不以政黨建議任命。後者中,就包括憲法法院副院長阿道夫·門采爾、法官愛德蒙德·貝納茨克。然而不幸的是,這項任命剛剛得到國務會議的批準,時年65歲的貝納茨克法官就在3月30日駕鶴西歸了。

  在這種情況下,時任憲法法院院長維托萊利建議總理辦公廳,由“非常適合該職位的專業人士”凱爾森來接替貝納茨克的職位。就這樣,時任總理倫納提議,政府方面直接任命凱爾森於1919年5月3日開始出任奧地利憲法法院法官。5天後,亦即1919年5月8日,凱爾森參與了憲法法院的第一次庭審。

  1920年11月10日,奧地利《聯邦憲法法》正式生效,政體亦變為聯邦,凱爾森的憲法法官席位得以保留。從1919年5月8日到1920年11月10日,奧地利憲法法院共作出59個裁決,凱爾森盡管並未全部參與這些判決,但已經開始發揮其作用。

  在瓦爾特(著有《憲法法院的守護者:漢斯·凱爾森法官研究》,人民日報出版社2016年出版)看來,凱爾森在這個階段的審判中,如下幾點意見令人印象深刻:第一,憲法法院裁定應根據明確的文本做客觀解釋,而不是通過自由裁量來行使主觀解釋;第二,對於“法院”一詞,凱爾森盡力說服同僚,按照該詞的通常意義來做客觀解釋,這與當時主流憲法法院主流的意見相悖;第三,在對法院作客觀解釋的同時,可以受到立法者主觀意誌的限制。

  奧地利聯邦成立後,凱爾森繼續留任,在接下來的1921年到1924年期間,他甚至出任了常務負責法官。而這時候,隨著《聯邦憲法法》的生效,奧地利聯邦憲法法院的權限得到極大的擴充,憲法法院不僅可以受理那些不能通過正常途徑得到解決的、針對聯邦、州或鄉鎮的訴求,亦可審理特定的權限衝突,還可以對立法機構通過的法律進行合憲性審查,撤銷特定的選舉,針對最高國家機構提起訴訟,同時對行政機構侵犯公民憲法權利的事件亦有廣泛的管轄權。

  按照瓦爾特的統計,在奧地利聯邦時代的憲法法院中,凱爾森參與審理的案件主要有這麽幾種:法律審查案、法規審查案、行政決定的審查案、國家機構間的權限衝突案以及關於財產權訴求裁決案、對給國家公職人員行為的審查案以及選舉撤銷案。

  這裏唯獨特別需要提及的是有關權限衝突案,因為在有關“豁免婚姻”的系列權限衝突案中,凱爾森因為其司法立場,受到政敵的持續攻擊,甚至最終導致了他的去職。“豁免婚姻”案發生在法院和行政機構中間。按照當時奧地利《民法典》,基督徒的現存婚姻是禁止其再婚的情形之一,法院可以據此宣告再婚無效;在這之外,也就有“豁免婚姻”這種例外情形,當事人可以向行政機構申請,宣告再婚有效。而在實際上,行政機構則樂此不疲地行使這一權限,在1920年代頒發了大量“豁免婚姻”令,法院不得不再次宣告這些“豁免婚姻”無效。這就引發了行政權與司法權的衝突。

  在系列裁判中,凱爾森堅定地堅持行政權與司法權平等的憲法精神,支持行政權的豁免效力,而限縮法院的否決權。在這系列案件中,凱爾森一以貫之,尤其對法院在相關案件中的傲慢態度深感不安,認為這是對國家權威的極大傷害。但這樣的案子裁判多了,凱爾森的政治對手也越來越多,最終導致了他的去職。

  1929年,奧地利政局發生巨變。根據當時的《憲法過度法》,凱爾森的任期於1930年2月15日屆滿。鑒於當時的政治狀況以及預期中的憲法法院法官,凱爾森拒絕再次出任該職位,他作為“憲法法院守護者”的角色也到此戛然而止。

  後來,奧地利聯邦總理克勞斯舉行的一次早餐聚會上,凱爾森應邀發表祝酒詞。在祝酒詞中,凱爾森將憲法法院視為自己“最心愛的孩子”。維也納大學魏德林教授對其評價道:無論如何,他應是憲法法院的“父母之一”,甚至父母中更重要的一方,他的“母親身份”是我們必須承認的,但他作為一名男性是如何生下這個孩子的,或許會令人費解。作為憲法的編撰者,他已懷上了憲法法院並足月分娩,將其帶到了這個世界上;作為憲法法院的法官,他在其重要的幼年時期將其撫育成長;作為憲法理論家,他為憲法審查辯護,一一回擊那些莫須有的抑或有理據的抨擊。因此,他有權將憲法審查看作是他自己“最心愛的孩子”,這也是我們將這種奧地利憲法法院的憲法審查模式稱之為“凱爾森模式”的緣由之所在。

  後來,奧地利政壇的境況一日比一日差,凱爾森於1940年後不得不流亡美國,最後加入美國籍。他先後執教於哈佛大學和加利福尼亞大學,隨後寫出一系列鴻篇巨著,終成為20世紀法學界的泰山北鬥。
(責任編輯:柳蘇源 HN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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