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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治理秩序從哪裏來又往何處走

2018-01-11 06:27:00 上海證券報 

  ——讀施羅德《坦言》、

  阿米塔《美國世界秩序的終結》

  ⊙袁 東

  歲末時分,我通讀了兩本書。一本是由政治人物前德國總理格哈德·施羅德,以同媒體記者訪談對話方式出版的《坦言》;另一本是由印度加拿大籍學者,曾任過國際研究協會(ISA)主席的國際關系學教授阿米塔·阿查亞的《美國世界秩序的終結》。掩卷回味,若將兩書關聯起來綜合比較,更可透示出一些意義。特別對觀察西方變化、地區秩序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發展,會產生某些有意思的思考。

  這兩本書的原著都初版於2014年,均為有關政治、國際關系、地區和全球秩序及其治理的話題;都有些觀點值得關註與思索;皆有著對西方理論與現實的反思;對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都給出了一些實事求是的觀察和中肯評價;對地區和全球治理,盡管各自視角並不完全相同,但均提出了建議,作出了展望。

  兩位作者同處西方世界,一位是老資格政治人物,一位是研究國際關系的著名學者,在各自書中秉持的還是西方自由主義價值觀,也都是西式話語邏輯體系。盡管相關判斷與觀點有所差異,但對地區與國際政治秩序的評述,尤其針對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的觀察與分析,都未能擺脫 “二元對立”的西式價值觀與邏輯視角。如果他們兩位今天再來審視,鑒於西方和全球快速而巨大的變化,想必一方面滿意於當初在書中作出的一些判斷,另一方面也可能針對更多話題在更大程度上修正當初的看法。

  至少,無論是有著相當勵誌經歷亦較為成功的政黨與國家領導人,還是學富五車的教授,2014年時怎麽也不會想到英國居然會“脫歐”,沒有任何從政經歷也無任何政治理論訓練的特朗普,竟然能打敗美國共和黨、民主黨的建制派而當選總統,更想不到上任後的特朗普會強烈質疑和批評多邊主義,並毅然決定美國退出跨太平洋(601099,股吧)夥伴關系協定(TPP),拋棄奧巴馬的政治遺產,並再度宣布退出由美國一手主導創建的聯合國框架中的“教科文組織”。

  雖然這兩位作者都談到了中國,總體上都給出了較為積極評價,但都沒料到中國會發展得這麽迅速,變化得如此之快。盡管在其各自成書過程中,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倡議,然而,他們怎麽也沒有想到這個倡議由理念轉為實際行動竟如此高效,“一帶一路”已成了全球性重大新型公共產品,原本只是設想為亞洲區域性發展機構的亞投行,如今已凝聚了各大洲81個成員國,而且成員國數量還在繼續增加,他們兩人所在國家亦參與其中。

  相比較而言,這兩位還算是西方精英中相對不那麽保守的人物,但終究沒能跳出那個西方體系。

  格哈德·施羅德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前主席。這一黨派的核心理念是爭取社會公平和機會均等。作為中下層平民子弟的施羅德,他從小五金店學徒起步,到爭取機會進入大學學習,一路奮鬥成德國社民黨主席和聯邦總理。執政時,他全力推動德國的體制改革,把振興經濟的重心放在工業尤其是制造業(曾作為州政府代表擔任大眾汽車集團監事會主席團成員)上,堅定推進歐洲一體化和歐盟事業,力挺歐元。他堅持認為,德國在歐洲肩負著一項特殊的任務。德國已比戰後任何時候都更加強盛。但是,這一現狀不應導致德國的政策僅僅局限於以舒適的方式分配福利,而把不舒適的決策推諉給未來幾代人。德國需要堅決轉軌,與時俱進續寫改革日程,從而使這個歐洲最大的國民經濟體,即使身處全球化變革和歐洲危機中,也依然具有競爭能力,依然能確保就業崗位。而歐盟也必須走上政治和經濟的嶄新道路,進而使歐洲大陸能在21世紀的世界繼續扮演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

  阿米塔的印度裔身份,可能使其對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的認識理解有著不同於西方保守派的觀察視角,能比較切實地從這些國家的歷史和文化背景出發,來認識和理解有關政治經濟發展模式及其國際關系訴求的選擇。尤其,他考慮到長期遭受西方入侵殖民及其產生的影響,使其認識到這些發展中國家對“民族主義”、“獨立自主”、“主權統一完整”、“不結盟”、“平等相處”、“互不幹涉內政”等,有著不同於西方的理解、註重和堅守。這使他比起西方保守學者視野更寬泛些,認識更客觀些,分析更深刻些,眼光更長遠些。因而,無論是對二戰後“美國領導的自由主義霸權秩序”,還是歐盟模式的地區主義,都多了一層批判精神,看出了這類全球性和地區性機制的狹隘性、偽善性、脅迫性、局限性及其特殊性。

  阿米塔明確反對那種美國獨霸世界的“單極穩定論”,並有力地駁斥了“美國世界秩序終結”後全球會變得不穩定甚至混亂的觀點。他令人信服地指出,戰後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在西方壟斷的全球話語體系中充斥了太多不真實的溢美之詞,掩蓋了這一秩序的陰暗面及其從未中斷的被抵制。今天我們面對的新秩序,阿米塔認為稱之為“多極世界”並不完全正確或恰當,或許該稱為“復合世界”。這是一種更加地區化和多元化的秩序,一個去中心的世界,但卻由網絡和制度聯系在一起。

  對發展中國家基於自身國情和需要而共同建立的地區合作機制,阿米塔給予高度肯定,尤其是針對由分布於不同地區的新興發展中國家創設的合作組織(如金磚國家機制、上合組織等),及其定期互動。阿米塔認為,這些地區的合作機制不僅沒有使全球性秩序“碎片化”,反而更有利於世界治理。他指出,新興發展中國家盡管“有很多局限,他們確實挑戰了仍被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秩序的不公正之處……他們也對國際體系註入了多元的文化和知識傳統……他們不可能默許西方在21世紀主導全球規則制定和秩序建立。”

  也許是由於這些特立獨行的視角、認識、觀點與判斷,阿米塔才被其身處西方的學界貼上了“非西方學者”的標簽。但實際上,他仍是西方知識傳統、政治價值觀、概念邏輯話語體系的信仰者使用者。只不過,他感悟到了當今世界大發展大變化大調整的潮流。那麽,那些有著純粹西方背景的學者會怎麽樣呢?美國共和黨新保守派代表人物羅伯特·卡根,在進入21世紀後於2003年出版了《天堂與權力》,把那時美國一霸獨大的“單極世界”描述成簡直如“天堂”一般,視線所及都是“權力”,根本沒有“責任”和“約束”的存在;但是,2008年發端於美國的全球金融經濟危機爆發後,還是這位卡根,又出版了《歷史的回歸和夢想的終結》。僅從書名上就能看出,作為保守派代表,卡根在美國危機與新興國家快速崛起面前,是多麽無可奈何。

  由此,即便阿米塔認識到新興發展中大國的領導潛力與影響力,但他還是認定,“美國領導的自由主義霸權秩序”的終結,並不意味著新興大國能夠足以創建一種“可信的替代選擇”。

  阿米塔的總體判斷是,全球已進入一個“去中心”的多元而復雜的“復合世界”。不管針對過往的還是正在興起的世界秩序,在認識論與方法論上,他強調,應當綜合高度(世界政治的復雜性)、長度(重視地區性秩序建構的作用)、深度(新興大國的領導潛力)、時間(不能再拿過去的歐洲知識與實踐作為當今和未來世界的標準)四個維度。這顯然比“自由主義霸權理論”的視角“更廣闊更全面更長遠”,因而有著積極意義。

  堅定推進歐洲一體化、維護歐盟事業的施羅德,在學者阿米塔的理論中得到了支持,但歐盟模式在後者視野裏僅是地區主義的一種選擇而已,是特殊的,並不適用於世界其他地區,從而不具備普遍性。

  現在看來,對於國際關系原則和世界治理體系改革建設前景,這兩位作者在其書裏未能認識到或者感到困惑而不清晰的,正被基於更加深厚的歷史意識、更加開闊的全球視野以及更加強烈的前瞻意識的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所廓清、拓展和切實推進。“共商共建共享”的世界治理原則,“開放交融”、“包容聯動”、“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理念,不正是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的核心內涵麽?

  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看到這兩位職業身份不同卻有著對政治與世界治理體系共同探討興趣的作者有基於新變化的論著面世。

(責任編輯:何一華 HN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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