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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的婚姻與愛情

2018-01-11 15:18:21 書問  喬麗華 著

  魯迅早期的小說中很少寫到“新女性”,因為在他此前的生活中,幾乎很少與這樣一類女性打交道。魯迅筆下的女性,給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祝福》中的祥林嫂、《故鄉》中的豆腐西施楊二嫂、《離婚》中的愛姑、《明天》中的單四嫂子等等,她們都是以故鄉的婦女為原型。《吶喊》《仿徨》中也有幾篇描寫了北京知識分子家庭裏的“太太們”,如《端午節》中方玄綽的太太,《肥皂》中的四銘太太,《幸福的家庭》中的主婦等。這些“太太們”幾乎都不大有知識,面色是灰黃的,所關心的無非是柴米油鹽,丈夫的薪水,偶爾還會撒撒潑。他描寫起這些太太們,信手拈來,十分生動,如訓斥孩子的主婦的神態:“腰骨筆直,然而兩手插腰,怒氣衝衝的似乎豫備開始練體操。”

  從羽太信子到芳子、朱安,她們都是依靠著男人的薪水過日子的主婦。許羨蘇曾指出,《幸福的家庭》裏所描寫的床底下堆著劈柴、墻角堆著大白菜的那種局促的生活,正是魯迅與朱安在磚塔胡同生活的寫照。《傷逝》中的子君是作為新女性的形象而出現的,但正如不少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在子君的身上,也分明有著朱安的影子。最初的子君是無畏的,大膽的,有著新女性的姿態,但和涓生同居後,她關心的範圍局限於每日的三餐、小油雞和一只叫阿隨的狗,與同院官太太之間的明爭暗鬥,她的神情不再活潑,一張灰黃的臉,神色淒然,“只知道捶著一個人的衣角”。

朱安小像
朱安小像

  荊有麟曾寫道:“魯迅先生筆下,無論是論文,是雜感,或者散文與小說,很少寫到戀愛同溫暖的家庭。在《野草》上雖有《我的失戀》,在《仿徨》上雖有《幸福的家庭》,但那‘戀’與‘家’,是充滿了怎樣失望與狼狽的氣氛,便不難想象魯迅先生的婚姻同家庭生活了。”

  從1906年結婚起,到1926年,整整20年,魯迅的家庭生活是和朱安這樣一個舊式女性聯系在一起的。魯迅對舊女性太熟悉,太了解了,因為她就真正切切地在他眼前,形影不離,時時刻刻讓他體會到“濃黑的悲涼”。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朱安“作為一個舊式女性,在不斷追求著新社會的丈夫的心中,她像一片無法醫治的病竈一樣牢牢地駐紮下來。”

  雖然他稱她為“婦”,當她不存在,可是他提筆的時候,盤旋在他腦海的正是那個整日愁眉苦臉操持家務的主婦,“兩只陰淒淒的眼睛恰恰釘住他的臉”,將他逼到墻角,無路可逃。

  然而,情況也在發生變化。20世紀20年代的北京,是新文化(300336,股吧)的發源地,這裏聚集著大批的知識分子,其中也包括從各地來到北京求學的女學生。這一時期比起“五四”新文化運動初期,社會上對於“自由戀愛”、男女社交有了更大的包容度。此時的魯迅有機會接觸到更多的女性。查魯迅日記,從八道灣到西三條,特別是他擔任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的講師後,常有一些女學生登門拜訪,她們都是與朱安迥然不同的新女性。
在日本留學時的魯迅
在日本留學時的魯迅

  身為舊女性,朱安對於新女性抱有一種本能的排斥和敵意,這是可以理解的。也許,對於所有來訪的女學生,她都會因為自卑而對她們抱著一種戒備。當她目送家中那些穿著竹布短衫玄色短裙的女學生,當她端茶遞水時,見大先生正在讀著不知是什麽人的來信,她的心情大約是很沮喪的。以她的能力,她無法了解大先生心裏在想些什麽,只是在一旁擔心地窺伺著,“失掉了她往常的麻木似的鎮靜,雖然竭力掩飾,總還時時露出猶疑的神色來……”

  曾有不少人勸說過魯迅放棄朱安:“當時大先生的朋友、學生們都是經過‘五四’運動洗禮的,大多思想進步,特別是孫伏園、章川島、常維鈞等人,思想都很解放。他們都曾勸過大先生,有的直言不諱地說:既然沒有感情,就送她回娘家,負擔她的生活費,這是很客氣也很合理的辦法,何必為此苦惱著自己,和她一起做封建婚姻的犧牲品呢?”

  確實,在對待婚姻的問題上,魯迅跟同時代知識分子如胡適、陳獨秀、徐誌摩等相比,都要更為仿徨,更為矛盾。在巴金的小說《家》中,覺新身為高家的長子長孫,不得不犧牲掉個人的自主選擇,按照家族長輩的意思走進婚姻生活。“接受了新思想,卻生活在舊式的空氣中”——這正是魯迅那一代人命運的寫照。然而,就拿魯迅和胡適來說,他們的做法也

  不盡相同。作為“五四”時代名噪一時的新人物,魯迅與胡適的婚姻都是全憑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是地地道道的舊式婚姻。但胡適與江冬秀的婚姻,在“五四”時期,曾經獲得社會上各種人物的贊許,特別得到許多舊人物的恭維,被認為是舊式婚姻中罕見的幸福的例子。對此,胡適在寫給好友胡近仁的信中曾有如下表白:“吾之就此婚事,全為吾母起見,故從不曾挑剔為難。(若不為此,吾決不就此婚,此意但可為足下道,不足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遷就,以博吾母歡心。”胡適出於對母親的孝心,對江冬秀的同情,奉母命成婚。這一點與魯迅並無不同。但他於婚後又“力求遷就”,極力表現閨房之愛,強以恩愛的外表,來掩飾無愛的內心,這魯迅是絕對做不到的。
許廣平
許廣平

  魯迅的矛盾在於,他決定陪著無辜的女性做一世的犧牲,可同時他又不願意遷就朱安的那些缺點,不願違心地表示“虛偽的溫存”。當然,可能也因為這是“母親娶來的媳婦”,礙於母親的情面,考慮到母親的感情,他也很難有所決斷。20年的時光,他就這樣帶著壓抑痛苦的心情步入中年,心理承受著巨大的煎熬,也把自己逼到了一個死角。但也許,就是在這樣的困境下,反而能獲得轉機。在1925年寫作的《傷逝》中,他反反復復地念叨著“新的路的開辟,新的生活的再造,為的是免得一同滅亡。”正如小說的主人公涓生,他的內心在苦苦地掙紮:
我同時豫期著大的變故的到來,然而只有沈默。
我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責了,懺悔了。
新的生路還很多,我必須跨進去,因為我還活著。

  1925年的魯迅,內心交戰著。“他”曾想到“她的死”,不想被“她”捶著衣角,一同滅亡。雖然他馬上萌生了一種罪惡感,自責而且懺悔。但畢竟,他曾希望過“她的死”,在心底裏宣告了“她的死”。

  我們知道,最終促使魯迅“向著新的生路跨進第一步去”的人,是許廣平。經歷了女師大學潮、三·一八慘案後,魯迅對女性的評價明顯發生了變化。在發表於1926年4月的《記念劉和珍君》中,他寫道:“我目睹中國女子的辦事,是始於去年,雖然是少數,但看那幹練堅決,百折不回的氣概,曾經屢次為之感嘆。至於這一回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的事實,則更足為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秘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於沒有消亡的明證了。倘要尋求死傷者對於將來的意義,意義就在此罷。”這意義,不止是證明了中國女子的勇毅,而且也讓魯迅重新認識了女性的美好。

(責任編輯:劉靜 HZ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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