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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為中國:傳統大國的世界角色

2018-06-06 16:35:34 法治周末  王虎
青年歷史學者、《樞紐》作者施展。澎湃新聞 蔣立冬 繪
青年歷史學者、《樞紐》作者施展。澎湃新聞 蔣立冬 繪

  讓經濟的回歸經濟、社會的回歸社會、政治的回歸政治、法律的回歸法律,中國社會自會內生性地顯現出各種可能性,帶給我們各種想象力

  王虎

  認知是決定一個人成就的重要因素。同樣,決定一個國家、民族的成就,也需要這個國家的民眾具有多維度、大歷史的視角:從縱向看,幾千年的人類文明史是如何產生發展的?從橫向看,地球上其他國家、民族是如何繁衍生息的。具有這樣視角的國家才可能融入全球化的浪潮,在地球村裏面成為受人尊敬的那一部分,甚至引領社會的發展潮流。

  數千年來,生存在東亞這塊廣袤海陸平原上的眾多民族,大多時候安於現狀,終於歷盡劫波,在統一成目前形態後融入世界大潮,並最終成為當下世界經濟和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這樣的變遷有何規律可循?在可預見的未來我們應該如何應對?《樞紐:3000年的中國》的作者施展,希望能夠為讀者厘清思路並順利通過“歷史的三峽”,看懂中國歷史演進的邏輯,中國奇跡持續的原因,以及該如何認知我們的世界角色。

  中國的歷史規律

  這是一本歷史學著作,同時也是一部社會學的專著。從時間的維度看,幾千年來,中國經歷了四輪大的歷史循環,目前正在第四個大循環的進程中;從空間角度看,中國並非一個完全內陸國家,而是介於海洋和內陸的樞紐國家,因此才能在近兩個世紀中成為世界發展的重要環節。  首先,從時間維度看,中國經歷了四輪大的歷史循環:第一輪,商周的封建社會;第二輪,由漢至唐的豪族社會;第三輪,由宋至晚清的古代平民社會;第四輪,由晚清開始、迄今依然在進行的現代平民社會。

  這幾輪大的循環中又都伴隨著小的循環,大小循環的主角都是懷揣“普遍帝國”的草原、遊牧、中原、沿海地區的不同民族,目前所處的第四輪循環依然在進行中,未來還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肇始於春秋末年的大一統思想成為普遍理想後,再無軸心時代的精神創造力。

  其次,中國之所以被作者稱為樞紐,主要在於根據作者的分析,中國雖然是社會主義國家,卻在蘇聯大陸帝國的擴展極限之外,同時中國雖然地處“內新月形地帶”的邊緣地帶,卻不在美國海洋帝國的擴展範圍之中。因此中國作為世界秩序的中介和中間力量,成為了世界經濟和秩序的樞紐。

  本書對於漢人、儒家文化的產生、繁衍和傳播做了大量地理歷史方面的研究。書中闡述,漢人由於歷次的民族大遷徙,中原早就已經沒有純粹的“漢民族”血統,而漢人更多的是通過文化來定義的:“具體來說就是以農耕的生活為載體的儒家文化。”

  由於400毫米等降水量線對於農耕的約束,使得人們在長城以北地區要想生存下去,必須遊牧化,無法進行固定場所的農耕活動。而遊牧化也導致了北方人際關系、家庭結構無法像中原儒家一樣維系。但是正因為遊牧化的結果,導致了北方遊牧民族具有超強的戰鬥力和對於中原與草原不同文化的解讀能力。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麽古代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哪個純粹的中原王朝或者說漢人王朝能夠穩定可持續地同時統治長城南北,能夠做到這一點的都是北方入主的草原征服王朝”。

  我們在歷史上看到的穩定存在的可以同時治理長城南北的帝國,其統治者大多來自於400毫米等降水量線附近,也就是長城沿線這一中原——草原過渡地帶,尤其是來自於目前的東北地區,因為他們可以同時理解中原與草原的文化,能夠對中原采用儒家方法治理,對草原采用遊牧方式治理。

  由於中原龐大帝國的建立,導致遊牧者無法通過正常的市場與中原進行物質交易,因此為了維護遊牧民族的利益,就會產生龐大的遊牧帝國。而每當中原帝國衰落,草原的遊牧民族的特點也導致遊牧帝國隨之衰落。

  震動世界的中國新面貌

  對於改開以後中國經濟的巨大發展,作者也做了論述,提出了新的觀點。作者認為1978年之後的中國經濟以一個高速的線性增長給世界帶來了很大振動。

  中國經濟能夠保持如此快速的增長,有賴於以下三個條件同時發生:第一是中國加入WTO,得以順暢地進入世界市場;第二是西方世界由傳統的工業經濟進入了創新經濟,帶來了制造業流程的大規模外包;第三是由於中國特有的土地財政,尤其是各地蜂擁出現的開發區、經濟區的模式,讓中國以一種罕見的高效率、舉全國之力獲得了舉世矚目的承接外包的能力。這三個條件缺一不可,並且很難復制。要想讓中國的巨大經濟成就在變幻莫測的國際環境和世界越來越嚴重的民粹化中能夠繼續保持快速前行,任重道遠。

  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解決之道:“簡單說就是,讓經濟的回歸經濟、社會的回歸社會、政治的回歸政治、法律的回歸法律,中國社會自會內生性地顯現出各種可能性,帶給我們各種想象力。”然而這樣一點知易行難。

  西方在經歷了以蒸汽機為代表的第一次工業革命、以內燃機為代表的第二次工業革命、以原子能航天技術、電子技術為代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後,又在創新經濟模式下開始了第四次工業革命,這一次是以不太容易清晰進行產業劃分的創新,比如蘋果、谷歌、臉書、特斯拉等模式的出現。

  這一次的創新,更多的是概念和精神層面的創新,這一次創新浪潮也帶來了巨大的就業和財富,然而第四次創新卻更多地選擇了生產流程的大規模外包,促成了中國經濟的崛起,“它仍然能夠拉動大量的產業發展,但是被拉動出來的產業並不在本土,而是在中國”。

  因此,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世界如何應對這種經濟創新的模式也成為中國能否持續快速發展的決定因素。

  精神解放是否需要再一次啟蒙

  由於本書論點過於宏大,為了達到作者完整系統的構思,難免會有觀點和思想上的偏頗。

  比如作者所“創制”的幾個觀念。一個是“普世民族主義”。普世與民族,很難成為統一的一個概念。歷史上的眾多國家、民族的案例,幾乎無一不在闡釋這兩種主義的不可共存性質。而作者認為中國已經創造出“普世民族主義”,並因此才會在最近幾十年取得引人註目的經濟成就。

  仔細分析不難發現其中的矛盾之處。近幾十年的經濟成就,首先有賴於1978年後開始的改革開放政策,有賴於經濟全球化和世界經濟外包化的快速發展,並非因為我們具有了“普世民族主義”才會如此。

  今天已經是世界頭號制造業大國,一舉一動有著巨大外部性效應的中國,對自己世界責任的理解卻仍有巨大提高空間。這些都是違背中國國家利益的。對於如何做到“普世民族主義”,作者在本書第五章第二節《新的知識與新的人才》裏是這樣論述的:“普遍帝國要突破這樣一種兩難困境,唯有從‘倫理——官僚世界’進入到‘政治世界’,將帝國的自我身份與倫理剝離開,實現政教分離,否則必定無解。”

  看來,如何做到政教分離、從倫理——官僚世界進入到民主與法治的“政治世界”才是決定我們是否能夠從狹隘的民族主義過渡到真正的世界民族的關鍵。

  “五四”運動過去一百年,可是還有人說我們需要啟蒙。而真正改變我們的並不一定是啟蒙,更多的是改變我們的認知:改變我們認識自己和認識世界的方式。作者說:“啟蒙可能帶來大量的信息,但是只有精神解放才能幫助我們去理解這些信息的意義何在。”而所謂的精神解放:“就是要反思乃至重構我們的認知框架。所以,精神解放是無法簡單地通過另一次啟蒙來完成的。”

(責任編輯:李佳佳 HN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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